我的母亲1933年农历二月生于长安王莽的疙瘩村，她4岁失去生母，由我的外祖父和她的继母把她拉扯大。1949年解放以后，母亲在本村和附近的孟家村小学读过4年书。1953年她与我的父亲结婚，1955年生下我的姐姐，是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吧。

1956年，母亲加入农业合作社，开始了她逆来顺受、多苦多难的命运。母亲每天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操持繁琐的家务。她生了我们姐弟4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端着面盆到邻居家借面，母亲为了孩子们常常吃不饱饭。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家务，还要去七、八里外的菜地去上工，回到家里就钻进厨房在灶台锅沿边忙碌，给娃们家做饭洗衣服，冬天的手上满是冻裂的口子。家里劳力少，为了多挣一点工分，母亲总是争着干生产队里最脏最累的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队里的翻砂厂碾矿石，每次我去给她送饭，看见她都是满身满脸黑色粉末，连鼻孔里都是黑的，只能看到一排白白的牙齿。40多年过去了，这个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劳动的艰苦和生活的艰辛还是小事，最不易的是母亲还不断地遭受精神上的磨难。我的父亲在当时公社社员眼里，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不甘于穷苦和一家人挨饿，总是想办法搞点副业补贴家用，被作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成为生产队历次运动的批斗对象。1974年初夏，父亲因为不堪无休止的批斗和内心的煎熬，抛下卧病在床的爷爷和一家老小，离家出走了。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重担，和我的姐姐拉扯着我们三个兄弟，同时服侍着病榻中的爷爷，直到将爷爷养老送终。

改革开放以后，我父亲通过劳动致富的做法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家也和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逐渐富裕起来。母亲却依然节省着、忙碌着，洗孩子们的衣服，吃孩子们的剩饭，母亲把她所有的用心都给了家人。

母亲常年患支气管炎，每年冬季咳嗽不停，这可能与她抽烟的习惯有关。每一声咳嗽，都震荡着我的心，我一直担忧她不会活到很老。75岁以后，母亲得了一场大病，把烟也戒掉了，咳嗽也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母亲一生性格平和，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伤人的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乡党邻里说过她一句不好的话。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但是别人却都在念她的好。我从她身上得到很多人生的启示，“人有善念，天必佑之”这些人生哲理，在母亲身上得到了深刻的验证。

母亲快80岁那年由于患青光眼导致双目失明，但是她乐观，达观，心里亮堂。亲戚朋友来看她，她基本上能叫上名字，大家都说母亲是个明白人。

母亲的晚年基本上是在回忆中度过的。我每周回家都要和她拉拉家常，聊过去几十年的事情。她对古新巷20多个院子里的人和事，对五星大队的变迁，仿佛历历在目，如数家珍。看到她享受在这些回忆之中，我自己也品味着许多人生的滋味。

八十四五岁以后，母亲的听力越来越弱，已经很难和她进行顺畅的交流，她的话也明显少了。我还是尽量找一些话题，希望勾起她的回忆。她思路依然清晰，来了客人照例嘘寒问暖。她每周都巴望着孩子们来看她，有时宁愿放弃午休也要等待孩子们的到来。我每次离开道别时，也明显能感到她的不舍。现在想来，真是无尽的遗憾，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多陪她一会儿呢？以后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儿孙们都围着她转，尽量不让她感到孤单。父亲过世后，母亲成为儿孙们的精神寄托。老娘在，大家庭的氛围就在，儿孙们就有了归属感。我们用心呵护母亲，就像在呵护心中的一息圣火，祈盼它尽量燃烧得长久一些，生怕有个风吹草动。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哥嫂一家，由于他们的悉心照顾，使母亲，还有父亲能够安享晚年生活。也感谢我的姐姐，在全家最危难的时候，与母亲共同担负起家庭的重任。现在看来，这也是家族的传承，希望我们的后辈们能继续这种传承，以亲情和孝道为纽带，相互帮助，相互提携，不让一个人掉队。

母亲是在今年元月12日出院当天回到家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周前她因为喉中积痰、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回到家中老去，是她的心愿。母亲走得很安静，就像睡着了一样，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安详和慈祥。在我心目中，早已经将母亲作为一尊菩萨，她虽然双目失明，却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着我的人生。我感到她时刻在关注着我，关照着我，提醒着我用一颗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性，但在儿女的心中，她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理所应当得到我们最真挚的爱。

母亲没了才知道这辈子儿子已经做完了。母亲，我最亲爱的母亲，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做您的儿子！（市贸促会 张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