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工作的间隙，一抬眼看见窗外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耳旁似乎忽地响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那是约莫三十年前。也是初夏时节。每天下午，紧接着播音员悦耳的“北京时间十八点整”，大喇叭里荡气回肠的歌声准时响起，回荡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那歌声给人的感觉，说雄壮有力，气势恢宏；说豪情万丈，势不可挡......似乎都还不够。歌声里，那一贯冷峻挺拔重峦叠嶂的远山仿佛一下子缩起了身子，小了很多；那落日即使已快完全隐没在大山身后了，却也一挺一挺地，努力将最后一丝光亮洒向我们脚下的田地；而那满地金灿灿的阳光也跟着荡啊荡的；似乎地面上一切纷纷扰扰的意念都刹那间被暂停，连花草树木也一瞬间都在磅礴的旋律中凝神倾听着，窸窸窣窣地颤抖着。

我们那儿是山区。我站在门口的自留地里，几百上千米之外就是对面的山脚。那远山总是苍苍茫茫的一片，遮挡住人的视线，阻拦着人的脚步，久而久之那铜墙铁壁一样的黑灰色便在小孩子心里种下了好奇、渴望的种子，伴着酸涩的无奈和苍白的无力感。山脚的窝窝里住着几户人家，发白的土坯房总是被稀稀疏疏的树木笼罩着，似乎亘古不变，如同无人问津的不知名的古画或是老龟一样，安安静静地存在着。再近点，洛河从山谷间蜿蜒着过来，在前方打着旋涡转了个90度的弯儿，随着高高耸立的灰白黑相间的山崖流向了东边的山谷。一条大路傍着洛河，从城镇来，在我的身后爬一个缓缓的小坡也朝东隐没在另一个小坡下。我们管那条不足两米宽的大路叫官路，听父辈人讲，这条其貌不扬的土路如同茶马古道一样，曾有着辉煌的过去，那时过往驮运货物的骡马成群结队，他们脖子上的铃声、铁掌触地的蹄声及客商的吆喝声曾久远的飘荡在时间的长河中。到我们这年代，路上走过一匹骡子都是极稀罕的事了，从来没见过马。常见的是高高大大的自行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黄土路面上的坑坑洼洼随雨后的车辙、脚印变化而时时变化着。路两旁的野草长得一尺多高，青里泛白的长叶子上积着些灰尘，总是疲惫而顽强地耷拉着。路的这边就是我们村的田地。

歌声中，父母在地头挑着水浇菜苗或是浇菜，间或与路上来往赶集归来的人打着招呼。我和哥哥是等到他们都收拾好了，来跟着打下手拔菜苗的。蹲下身子，轻轻拨开绿云一样的嫩叶，伸下手捏住靠近根部的茎，小心翼翼地上提，拔出，稍稍抖一抖——根上要带着点泥土但不能太多，毕竟后座两边架着两个笼的加重自行车是仅有的运输工具；也不能太少，太少不能保证菜苗移栽成活。然后二十棵一把或是十棵一把用浸泡柔软的干马兰草叶子捆起来。过不了半个小时， 我们一定会嚷嚷起膝盖酸腿疼来，站起身甩腿跺脚，再直一下腰，舒服地站一会儿。如此几次后，看看一旁蹲着岿然不动，手上一刻不停的父母，就好奇地问：“爸，你不累吗?”父亲常一声不吭地忙活着，有时会轻声说“不苦哪来的甜！就这一阵，换过是苗，长在地里是草。”又问:“妈，你咋不站起来歇会儿啊？”母亲会笑着说：“好娃哩，你没看天都快黑了，明天一早去拿啥呀，还敢歇！栽菜苗就这几天，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再坚持一下，天黑了，回去做饭吃”我重新蹲下来，可一蹲下来就如同打开了电源开关一样，酸痛的电流一下子就在大腿和小腿上到处流动、延伸，并逐渐汇集到膝盖处。尽管如此，在嘹亮的歌声中，我激情满怀地调动起周身所有力量，然后用调动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意志，来克服满身的难受，让酸痛的腿继续蹲下来干活，于是仿佛这接着干也算不上什么难事。

暮色越来越浓，大喇叭也歇了下来，四周忽然空旷起来，裹着些许冷意的潮湿气息伴着极细微又极宏大、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虫鸣声忽地一齐迎面涌来。一棵棵菜苗捏在手心只有模模糊糊的影子，怎么也数不清到底是多少棵，我们便收工了。我一下子跌坐在地头，让麻木的双腿慢慢恢复知觉，整个人顿时瘫了一样，是轻松还是难受，还真不好分辨。无论如何，总算能长舒一口气了。安安静静地坐着，暮色和虫鸣如同一张温柔的大网笼罩着大地；让人觉得沉浸其中，安享静谧而幽远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让人觉得仿佛可以俯身触摸到大地母亲温热的肌肤和有力的心跳。可是，父母亲并没有坐下来休息，他们把用水打湿的包菜苗的包片在大笼里铺平，将各处摆着的捆好的菜苗整齐地放进去。于是，我憋一口气，手撑一下地站起来。腿上的酸、困和麻立刻一齐奔涌而来，仿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随着血液一下子流动到了全身。抬脚用力在地上跺一下，提腿用劲挪一下，便仿佛又恢复了知觉和力气。虽然两条腿像灌满了铅，挪起来有些费劲，但还是可以正常走路的，于是就跟着收起来。这感觉，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

阳光下闪着亮光的红旗在柔和的风中猎猎摆动着，我不禁忆起歌声中的田间地头--那是我终生难忘的课堂。（市检察院 陶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