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纪释法丨莫在组织面前“抖机灵”

——摒弃欺瞒组织、对抗审查的侥幸心理

摒弃欺瞒小聪明，永葆对党忠诚心。

函询面前莫隐瞒，如实交代是正途。

心存敬畏拒腐蚀，光明磊落守底线。制图：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纪委监委

 本期看点

 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也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然而，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面对组织谈话函询，或觉察可能被调查时，不是主动正视问题、如实交代，而是心存侥幸“耍花招”：有的在函询时避重就轻，企图靠交代几笔小额礼金蒙混过关；有的把编造谎言、提供假情况粉饰为“趋利避害的本能”，认为是人之常情；还有的提前与行贿人串通说法，认为只要组织尚未立案审查，就不属于对抗组织审查。本期聚焦党员干部面对组织监督时隐瞒问题、提供虚假情况、串供的三类典型情形，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规定，结合典型案例，厘清不如实说明问题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违纪界限，警示党员干部在铁的纪律面前，任何“抖机灵”的行径都是作茧自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如实说明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情形①：组织函询时，只说出几笔小额礼金，大的问题能不说就先不说？

 组织函询不是可以避重就轻的“选择题”。企图用“丢卒保车”的方式交代小问题、否认大问题，本质上仍是欺瞒组织的违纪行为。

 ◎纪律标尺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或者在组织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典型案例

 某市住建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某，被群众举报违规收受私营企业主苏某、余某等人的多笔礼金，该市纪委监委就举报相关事宜按程序向其发函核实。刘某收到函询通知后，在书面说明材料中仅承认逢年过节收受苏某的几笔小额礼金，对函询问及的收受余某等人所送大额礼金问题予以否认。经查，函询所涉刘某收受大额礼金问题均属实。最终，刘某因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受到党纪处分。

 ◎条分缕析

“组织发函问了，我也没说一分钱没收，只是大额的没承认，这也是人之常情吧？”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和刘某一样，把严肃的组织函询当成权衡利害、试探底线的机会。殊不知，这种“选择性交代”正是《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重点规制的违纪行为。

 一、识破“丢卒保车”的本质：选择性交代就是“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谈话函询是组织了解核实问题、开展日常监督的重要方式，体现的是党组织对干部的信任、严管与挽救。然而，有的党员干部错误认为，只要承认几笔金额较小、情节较轻的问题，态度“配合一点”，就能让组织不再深究。

《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并不局限于对问题的全盘否认。对于组织明确询问、本人知情且确实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故意避重就轻，只承认部分轻微事实，否认、隐瞒其他应当受到处分的问题，同样属于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本案中，市纪委监委发函核实的是刘某违规收受苏某、余某等人多笔礼金的具体问题。刘某对此心知肚明，却只拿逢年过节收受苏某的几笔小额礼金来“交差”打掩护，而对组织明确问及的收受余某等人所送大额礼金问题拒不承认。这种“说小瞒大”的做法，不仅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与挽救，更违反了组织纪律。

 二、算清“隐瞒实情”的代价：既掩盖不了违纪违法事实，又违反了组织纪律

 面对组织的谈话函询，如实说明与刻意隐瞒，后果截然不同。

 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党员干部即便犯了错，若能主动交代问题，或者配合组织核实审查、如实说明违纪违法事实，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这是组织给的纠错机会。

 反之，如果心存侥幸、隐瞒实情，不仅原有的违纪违法问题抹不掉，还可能因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而违反组织纪律，错上加错。

 本案就是如此，刘某自以为承认几笔小额礼金就能“过关”，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经组织深入核查，刘某收受余某等人所送大额礼金的问题水落石出，其在函询中避重就轻、刻意隐瞒，既没能掩盖自己的违纪事实，又触犯了组织纪律，“旧账”未销再添“新账”，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廉洁提醒

 组织函询不是“走过场”，而是促人正视问题、及时纠偏的警醒。在组织面前，搞“选择性坦白”根本瞒不住真相，反而因掩盖旧错又添新错。党员干部必须摒弃侥幸心理，认真对待谈话函询，有一说一、毫厘不隐，才不会在违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情形②：谈话函询时编造理由、提供虚假情况掩盖问题，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

 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已然触碰纪律红线，主动编造事实、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则由违反组织纪律上升为违反政治纪律，构成对抗组织审查。

 ◎纪律标尺

《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同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依照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理。

《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典型案例

 某区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某，被群众举报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林某安排的高档宴请，该区纪委监委按程序对其进行函询。张某担心由此牵出自己与林某之间的权钱交易，便在书面回复中谎称双方系多年朋友，所谓宴请不过是正常的朋友聚餐，并编造了聚餐缘由、自己用现金支付餐费等虚假情况。经查，相关宴请费用实际均由林某支付，张某还曾利用职务便利为林某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多次收受林某所送财物。最终，张某因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依法受到刑事处罚。

 ◎条分缕析

 面对组织函询，个别党员干部不以为意：“我顺口编个理由圆过去，只是为了自保，怎么就成了违反政治纪律？”须知，所谓“趋利避害”绝不能成为主动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欺骗组织的借口。准确理解《条例》第六十三条与第八十一条规定，关键在于看清以下两点：

 一、明晰违纪定性：蓄意编造虚假情况、掩盖事实，本质是对抗组织审查

 同样是在谈话函询中没说实话，为什么有的属于“违反组织纪律”，而本案中的张某却被定性为更为严重的“违反政治纪律”？关键在于行为方式和主观目的不同。

《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通常表现为消极的隐瞒、遮掩、不主动交代；而《条例》第六十三条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则表现为主动捏造事实、虚构情节，向组织提供不实信息，企图混淆视听、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这已经超出了一般隐瞒问题的范畴，具有明显的主动对抗性质。

 本案中，张某明知有关宴请费用均由林某支付，却在书面说明中矢口否认，还刻意编造“多年朋友正常聚餐、费用由个人承担”等虚假情况，以掩盖背后更为严重的权钱交易。这种主动编造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已构成对抗组织审查，应依照《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其违反政治纪律。

 二、打消投机算计：函询中提供虚假情况并非小事，纪律对此绝不轻纵

“犯了错误害怕被查处、想要‘趋利避害’，也是正常反应吧？”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耍起“小聪明”，认为谈话函询只是日常监督，哪怕编造理由、虚构情况，顶多算是违反组织纪律，不至于上升到“对抗组织审查”。

 针对这类侥幸心理，2023年修订《条例》时专门在第八十一条新增第二款规定，明确在谈话函询中不如实说明问题，同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按照对抗组织审查处理，释放出鲜明信号——消极隐瞒与主动提供虚假情况，不只是程度轻重之别，更有违纪性质之分。对于企图通过编造谎言、提供虚假情况干扰组织查明真相的行为，必须依照规定严肃追究其违反政治纪律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开除党籍。

 本案中，张某自以为编造一套“合情合理”的说辞，就能把违规接受宴请包装成正常交往，从而掩盖问题、逃避追究。然而，其精心编织的谎言在组织核查面前一戳即破，张某原本想靠造假“自保”，却欲盖弥彰，最终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廉洁提醒

 一纸函询回复，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妄图靠编造虚假情况掩盖错误、欺骗组织，看似是“趋利避害”的自保之举，实则是触碰政治纪律红线的自毁之举。唯有实事求是向组织交底，才是对自己真正负责的清醒选择。

 情形③：组织尚未介入，提前与送钱人串供就不算对抗组织审查？

 是否构成对抗组织审查，看的是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而非时间早晚。只要实施了串供、伪造证据的行为，哪怕发生在组织立案审查之前，同样逃不过纪律惩处。

 ◎纪律标尺

《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典型案例

 某市国有企业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老同学孙某承揽工程，并收受孙某所送现金80万元。收钱后，周某担心被查，主动联系孙某约定如有人问起，一律将80万元说成借款，并补签虚假借款协议。两年后，该市纪委监委对周某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其间，孙某按事先约定坚称该笔80万元系借款；周某虽主动交代了受贿事实，但其事先串供、伪造证据的行为仍构成对抗组织审查。最终，周某因违反政治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依法受到刑事处罚。

 ◎条分缕析

 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错误认为，只要组织尚未介入，事先商量说法、补签“协议”就不算对抗组织审查；即便案发，只要自己到案后交代了问题，之前搞攻守同盟的行为也可以既往不咎。这类“小算盘”，是对《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严重误读。

 一、走出“打时间差”的误区：对抗组织审查的定性不分“立案前后”

 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只有组织对其立案后才谈得上“对抗组织审查”。因此，在问题尚未暴露时与涉案人员商定说法、伪造证明材料，只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典型的认识误区。

《条例》第六十三条所规制的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并不以组织已经初核或者决定立案为必要前提。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在事前预谋串供，还是在听闻风声后订立攻守同盟，抑或是在被审查调查期间销毁证据，其行为本质都是一样的——主观上意图掩盖违纪违法事实、逃避惩处，客观上实施了串供、伪造证据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行为。

 本案中，周某收受80万元后，主动与行贿人孙某“统一口径”，并补签虚假借款协议，试图将受贿款伪装成借款。虽然当时组织尚未调查，但这种“未雨绸缪”串供的行为，具有明显对抗组织审查的故意，应定性为违反政治纪律。

 二、破除“事后交代即免责”的侥幸：到案后如实供述，不等于前期串供行为“一笔勾销”

 实践中，还有人抱有另一种侥幸心理：“虽然提前串了供、签了假协议，但组织审查时我自己很快就交代了，或者假协议一下子就被识破了，也没给组织添多大麻烦，是不是就不算对抗组织审查了？”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

 必须明确，对抗组织审查的认定，不以串供是否得逞、是否实际妨碍案件查办为前提。一旦党员干部与相关人员商定虚假口径、伪造书证，其对抗组织审查的违纪行为就已经实施完毕。即便最终没有对组织取证工作造成实质性妨碍，同样应当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更何况，事先订立的攻守同盟，往往会给后续审查调查带来现实阻力。

 本案就是如此，周某虽在审查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受贿事实，孙某却仍按照事先约定的说法坚称该80万元系借款，给组织查明事实造成干扰。周某到案后的如实供述行为，可依规依纪依法予以评价，但不能抵消此前串供、伪造证据的违纪事实。最终，周某构成违反政治纪律，并因受贿犯罪受到严肃处理。

 ◎廉洁提醒

 纸终究包不住火。如今，大数据监督、穿透式审查不断深入，补签的借条、对好的口径，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不攻自破。与其费尽心机串供造假，不如及早主动投案、如实交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