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在家中的抽屉里，看到两枚珍藏的小小的徽章，一枚上面刻着“联大”两个字，是父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徽；另一枚仿佛中国古代瓦当的样式，“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这是爸爸的北京大学校徽。
父亲与五六岁时的陈若星
爸爸怎会有两枚不同的校徽？难道他上了两所大学？
上世纪40年代中期，位于北平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教室里，默默地坐进了一个操浓重四川口音、身穿灰竹布长衫的青年，这位青年就是我的爸爸。爸爸本是四川农村一户贫寒家庭的孩子，辗转千里，从四川老家到云南昆明报考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来到复原的北京大学。
我小时候最常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沙滩红楼中北大先贤的故事；家里墙壁上一直挂着一幅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爸爸曾无数次满怀敬仰地对我说：这是李大钊先生手书的仿制品，是他从北京带到西安的唯一珍藏。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被派遣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之后到陕西挂职。挂职结束，在组织的召唤下，父亲毅然留在了陕西，担负起西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工作。
父母在世时的合影
直到如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周末图景，就是爸爸一边带我做家务，一边教我朗诵、唱歌。我记得唱的歌曲是当时收音机里播放的《逛新城》《二郎山》；朗诵的诗文则是爸爸最为心仪的、由李大钊先生创作的旷世绝响《青春》。虽然爸爸已仙逝多年，但那些情景仍历历在目；《青春》中的起始句仍萦绕于心底，触景生情时就会脱口而出：“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当时我不懂其中的涵义，爸爸便逐字教我。依稀记得，读着读着，他的眼里会沁出泪来，变得湿润，音色也会逐渐低沉。
上世纪60年代初，爸爸在西北国棉一厂深入车间班组，对先进事迹进行挖掘、书写，一天妈妈带我去看望爸爸。到的那天下午，妈妈和我正坐在厂区附近的一口池塘边休息，突然间来了许多人，他们亲切地抱起我说，不久前爸爸在这眼池塘中救过一个不慎落水的孩子，他们特意来表示感谢。当我们见到爸爸时，他对这件事却只字未提，一如既往的谦逊、低调。
爸爸的一生，70年如一日地努力奋斗、奋发拼搏，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精神追求。1980年代，爸爸赴德国访问。一路上，他省吃俭用，用心购置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书籍，回来后全部捐赠给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并把节省下来精确到几角几分的所有德国货币上交国家。爸爸带领团队，成功主编并翻译了百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马克思论人》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受到中宣部的表彰。
陈若星全家福
在我的人生记忆中，爸爸永远精神饱满、激情洋溢，不管工作多么艰辛忙碌，生活怎样艰难拮据，他永远乐观向上，满怀期待和希望。不管是盛年，或是晚年重病缠身时，他总是阳光、乐观、有力，总令我想到他带着我诵读《青春》的情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爸爸的生活态度令我得以觉悟：他人生不竭的动力和勇气得之于《青春》的力量。
这种不竭的力量也传递给了我。退休前，我从事记者、编辑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曾三赴灾区，采写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拍摄了数百张图片，获得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在近20年时间里，我率领团队努力拼博，使一家濒临危境的报纸起死回生，打造出著名的文化品牌，我也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而当我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默默奉献并取得成绩时，爸爸妈妈却身患重病多年，我也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但无论如何，我从未想过放弃，我一边化疗，一边照顾在同一家医院医治的父母，最终父母病情缓解，我也因此获得全国及陕西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2016年退休后，我将更多的热情与精力投注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和写作之中。《巴塞罗那雏菊》《高高的天华山》《八千里路云和月》《山水谣》《消失在风雪山麓的红色军团》《从这里，他走向红区》《从这里，他走向抗美援朝战场》……如今，我已写作并出版各类作品共计600多万字。我还深入学校、社区，讲述党史故事和家风故事：在西安市莲湖公园革命英烈宋振中雕像前，给孩子们讲述“小萝卜头”宋振中的成长和革命故事；在西安市第十中学，为师生们讲述方志敏烈士的传奇一生和感人事迹；在西安交通大学，向广大师生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家风故事。
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儿子是名医学博士，近年来，他师从中国医学界巨擘、国务院防盲专家组成员石一宁教授，投身于中国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事业。他们将国际最先进的近视防控理念、技术，与中华传统中医药理论、技术相结合，并逐步取得成效。
在家乡，一直流传着家族中的一些故事，一位爷爷，曾在大革命时期，帮助进行兵运工作的陈毅元帅躲过军阀的追捕。在金一南将军的著作《苦难辉煌》中，看到陈毅元帅与爷爷的那段故事时，回望远去的岁月，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从中汲取到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想这力量，就是家风的力量，是中华民族传承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