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考古学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证明中国是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2006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走出洞穴，上山人是第一批定居旷野的先民　　

打开浙江省地形图，在浙西、浙东、浙南的丘陵山地的环抱中，一个狭长的盆地分外显眼，由于金华、衢州两座城市坐落在盆地内，故名金衢盆地。

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了上山遗址，遗址位于浦阳江上游的一个小山丘上，当时为这座遗址命名时，考古学家颇费了一番思量，不能用村子的名字命名，因为村中已有其他遗址，后来村支书说遗址附近有个“上山堰”，为了与都江堰区隔开来，最终定名为上山遗址。

上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堆积可以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下层年代最早，大约距今11400年至8600年。2006年11月，考古学家将以上山遗址下层文化为代表的遗存内涵正式命名为上山文化。

考古学所说的文化，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化不一样，日常所说的文化意义多样而且较为模糊，而考古学上的文化有相对明确的定义。最初使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戈登·柴尔德“将一批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器物群归入一种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用来代表史前期某一特定的人类群体”，后来布鲁斯·特里格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批地理上连续分布的器物类型，它们可能在不同的功能背景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一起构成了代表特定生活方式的一批物质遗存，足以使文化的主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代代繁衍。”

目前，考古学家在浙江发现了20处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前面提到的金衢盆地内的衢江、武义江、东阳江两岸及金衢盆地南部的灵江流域。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靠近河流的小山丘上，靠近河流故而靠近水源，水能带来便利也可能带来灾害，选择小山丘可以避免洪水带来的灾害。上山人的择地智慧，说明他们对身边的自然环境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上山人必须比前人更有择地智慧，因为他们是第一批从洞穴中走向旷野定居的先民。人类诞生以后的数百万年时间中，穴居是最主要的居住模式，我们熟知的北京人、山顶洞人都生活在洞穴中。在黑暗的洞穴中，火带来的光和热给人类带来了最初的家的温暖。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陆续从洞穴走向旷野定居，没有了天然洞穴的保护，先民必须用更多的心力，构想与建设自己的栖居之所。

房屋建筑是上山人定居的最直接的证据，考古学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建造房屋的证据，房屋类型有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干栏式房屋尤其适合南方湿热的环境，它将房屋抬高，与地面脱离接触，起到防潮、避虫蛇的功效。

一座座房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村落，村落是一个共同体，环绕村落修建的壕沟，不仅具有抵御洪水、猛兽袭击的功能，是保护共同体安全的重要设施，而且标识出了村落的内与外，也许加深了先民对相关空间与价值的认识。对于定居的人们而言，内与外是一组具有重要价值的概念，界内是家的所在，界外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安土重迁、守卫家园的观念由此生发。

考古学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处环壕遗迹，在上山文化延续的两千多年时光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上山人的村落也逐渐复杂化，开始出现仪式性活动区域。义乌桥头遗址，时代距今约九千年，考古学家在深度超过2米、宽度近10米的环壕中间发现了一个边长40米的近方形的中心台地，环壕将中心台地与其他区域区隔开来，中心台地上集中了红烧土堆积、房址、墓葬和器物坑等遗迹，考古学家推测也许这里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专门区域。

上山人的定居生活，远算不上“诗意栖居”，但由此我们却能明白“筚路蓝缕”是怎样一回事。

一粒稻米，证实水稻栽培起源于中国南方

从洞穴走向旷野定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山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全新世时代最早的同时具有居室、长期储藏设施、疑似墓葬、陶器、磨制石器和消费大量植物类食物证据的遗址”，“这些遗迹，尤其是居址和储藏设施，在民族学和考古学中都被视为定居性增强的标志”，考古学家认为“上山居民是有居住营地而四处采集的集食者”，但尚不清楚他们“是整年定居还是接近整年定居”。

在上山人消费的植物类食物中，水稻是最受考古学家关注的，它关乎水稻起源的重大问题。2006年，考古学家对上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粒距今一万年的完整的炭化稻米，经分析研究，这粒炭化稻米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这粒炭化稻米，连同上山遗址发现的水稻收割、加工等方面的证据，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些发现让稻作栽培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前，再度证明稻作栽培发源于中国南方。

栽培稻是人类从野生稻逐步驯化而来的。一颗小小的稻米，如何能够判断是栽培稻还是野生稻？考古学家自有一套判别的办法。栽培稻与野生稻在颗粒长宽比、植硅体的形状、小穗轴面平滑与否等方面有差别。

普通野生稻谷的长宽比在3.2以上，较为细长，而栽培稻长宽比在1.6-3.0之间，上山遗址那粒万年炭化稻米，长宽比为2.239，在栽培稻的区间内。

水稻等高等植物的根系，从土壤溶液中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硅，经输导组织输送到茎、叶、花、果实等部位时，在植物细胞间和细胞内沉淀出固体非晶质二氧化硅颗粒，这就是植硅体。不同植物的植硅体形态不一样，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植硅体形态也存在差别。

小穗轴是稻壳与稻梗的结合部。野生稻谷在成熟后会自然脱落，小穗轴面是平滑的。栽培稻谷在成熟后，不会自然脱落，它静静等待人们的采摘，人们将穗粒从枝梗上扯断，这样小穗轴面上就会出现疤痕。考古学家发现上山遗址出土稻谷的小穗轴上，具有野生稻和驯化稻特征的稻壳共存，说明处在稻驯化的初期。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先民在稻驯化的初期想必也遇到了重重困难，面对不稳定的产量，一些人又退回到了游猎采集的生活，但上山人没有走回头路。上山文化中期、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长江下游的先民持续驯化水稻。得益于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一条完整的链条在浙江大地已经浮现，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上山文化，到八千年左右的跨湖桥文化、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六千年左右的崧泽文化，再到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稻作农业不断壮大。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莫角山附近的池中寺地点发现了埋藏量达20万千克的粮食储存设施遗址。以稻作农业为基础，良渚文化发展出了早期区域性国家，良渚遗址也因此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圣地。

从世界范围来看，水稻从中国南方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到今日稻米已经成为世界过半人口的主粮，这是中华文明奉献给世界的伟大发明。追溯这一切的源起，正如袁隆平2020年为上山遗址题写的八个字：“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一抹红色，上山文化孕育出世界最早彩陶

对于上山人而言，石器和陶器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他们用石片收割稻谷，用磨盘和磨石去除稻谷的壳，这些无用的稻谷被上山人有意放入泥土中，经过火烧而成陶器。陶器的产生与人类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这些瓶瓶罐罐是定居生活的必需品，而对于四处游猎觅食的人而言却是不小的累赘。

上山文化最典型的陶器是大口盆。这种大口盆的口沿向外敞开的幅度较大，相比之下，它的腹部则显得小了。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大口盆是上山人的锅，他们采用古老的“石煮法”加热食物，即先用火烧热石头，再将热石投入到大口盆中，加热盆中的水或食物。但有的考古学家则认为大口盆的用途是盛放和储藏稻米、橡子等食物，并不是一种炊具，上山人的炊具及烹饪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前文提到了义乌桥头遗址的环壕与中心台地，考古学家对这一区域采集的陶器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部分陶器标本曾用于储存酒。也就是说约九千年前，上山人已知道如何酿酒，他们利用发霉的谷物和草本植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入水稻、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酿造。这种原始的曲酒是怎样的味道，我们不得而知，但想必它为上山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滋味。

陶器是实用器具，也是先民表达自己的美学观念与精神世界的载体。上山文化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创造了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上山人给原本朴实无华的陶器披上了一层色彩的外衣，在众多的色彩中，上山人首先选择的是红色。桥头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壶，外壁涂抹了一层红色陶衣，内壁表面也覆盖了一层细腻的乳白色涂层，体现了上山人在制陶和装饰上的高超手艺。在灯光的映射下，这件陶壶显得典雅、温和。

除了用色彩装饰陶器，上山人也用图案装饰陶器。还是在桥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残破的陶片，上山人为其披上一层红色外衣后，又在衣上绘制了三个图案，其中一个残破，另外两个图案，一个形似太阳，散发出十六道光芒，一个为两个顶角相对的三角形。在陶器上绘制太阳的形象，是否表明上山人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信仰？陶器上的那一抹红，是脚下红土地的颜色，或者是太阳的颜色？考古学家用了二十年才初步揭示上山文化的内涵，还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做更细致与深入的探究。

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上山文化正如一颗启明星，照亮了一条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