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无线电事业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本领高强、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无线电技术人员。那么，最初的无线电人才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主要方式有：参与我党自己组建的无线电训练班、自学成才以及打入国民党内部学习等。通过这些方式迅速成长起来的无线电尖兵，开创了党的无线电事业，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筹办无线电培训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党的无线电通信组建工作便正式启动。中央决定，由主持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着手筹划创建秘密电台和培训无线电人才，具体由其分管的中央特科四科负责。当时特科的负责人是顾顺章，抓具体工作的领导人是时任上海市沪西区团委书记的李强。

据张沈川（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回忆，1929年下半年，顾顺章了解到王子纲在《庸报》馆任译电员，能熟记汉字明电码三四千个，于是决定调王子纲到上海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当时参加学习的还有黄尚英、伍云甫等。教学以两三个人为一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办法进行，成为我党培养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的开端。

1930年初夏，组织上要张沈川拟订一个培训2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计划。经慎重考虑，张沈川作出如下规划：英租界是商业区，较易隐蔽，可在此开设两个电料行，向主管部门登记，获得合法身份。学员分住两处，白天照常营业，深夜学习无线电技术。若一处遭到敌人破坏，还有一处可正常运行。

不过，顾顺章决定选址法租界。他一再强调法租界巡捕房有可靠内线，若发生问题，他定会事先知道，可以采取措施应对。最后，顾顺章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租赁了一幢三层楼房，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对外伪装成私营企业，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

位于巨鹿路的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在实际工作中，李强是负责人，兼管机务，张沈川管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经费。教职员工大都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香港海员罢工、秋收起义等，是经过党多年教育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员、团员。学员则由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党委选派，共计16人。

尽管对外招牌上写的是“工厂”，但进进出出的人员着装各异，而且大都是青壮年，对外又没有发展业务关系，也没有具体产品，因此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果不其然，1930年12月17日，这里被法租界巡捕“破获”，20人被捕，当晚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史称“福利公司事件”。经此教训，大家更加注意保密工作，后来的培训也改为更加隐蔽的方式。

自学成才制电台

除了集体学习，也有同志自学成才，李强就是其中的典范。据他回忆，1928年秋，组织上委派他学习无线电技术，以筹备建立无线电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既没有老师，又身处异常危险的白区，李强只能依靠艰苦自学，别无他法。

好在李强曾是东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学过修铁路、建桥梁，虽然只读了两年，但各门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数、理、化成绩优秀，而且有良好的英语基础。所以接受任务后，李强购买了美国大学使用的教科书，自学了《无线电基本原理》等。这些书讲解了无线电原理、无线电机制造和收发报等关键理论知识。

青年时期的李强

除了理论学习外，李强还在实践中锻炼本领。在上海的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发报机。厂子管得很严，不能进去学习。李强就想办法把产品搞出来，通过拆装产品偷学技艺。

此外，他还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配件，比如到外国人开的洋行里预订，向无线电爱好者学习制作，通过美国RCA公司上海经销部和亚美、明远等公司购买等。凭借聪明才智和不服输的干劲，李强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在1929年春末组装出了第一批收发报机。

打入国民党内部

我党还通过隐藏身份的办法，将人员派遣到国民党的机构或学校中学习无线电技术。

比如张沈川，就化名张燕铭考进了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刘鹤年兼任台长和校长。1929年5月毕业后，张沈川得到刘鹤年同意，进入第六军用电台实习。刘鹤年等人看到张沈川能熟练完成收发报任务，便经常要他值夜班，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张沈川摸清他们的生活规律后，在一次深夜值班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立下功劳。后来，由于被特务监视，张沈川便借故离开了第六军用电台。

大名鼎鼎的钱壮飞，也曾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后利用国民党电台为我党搜集情报。顾顺章叛变，便是他第一时间向中共中央报告，在万分惊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组织。

钱壮飞在沪旧居

就是这样，中共中央充分利用上海的各种便利条件，排除万难，培养出我党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分赴各苏区，又为各地培养技术人才及建立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的无线电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