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将军楼主题公园内，有座半身将军雕像。这位将军就是慕生忠。 

　　1953年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物资供应问题，发展建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慕生忠远赴北京，主动请缨要求带领人马修筑青藏公路。 

　　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开始动工修建，到12月15日，历时7个月零4天，这支筑路大军让青藏公路穿越了25座高原雪山，在当时创造了用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 

　　这是慕生忠带领筑路大军创造的奇迹。这位仅念过几年私塾的将军，在修路过程中几次讲到哲学和辩证法。今天，我们重温慕生忠将军修路背后的哲学故事，感受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那时，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从数千里外驮运物资进藏，1斤面粉的代价相当于1斤银子，粮食、补给问题成了解放军能否在西藏站住脚的关键问题。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先后两次率部运送物资进藏。由于沿途气候恶劣，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只骆驼。面对艰难的行路状况，慕生忠萌生了修一条从青海进藏公路的想法。 

　　1953年，在他进京申请修路时，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根本没有修建青藏公路的计划。慕生忠不仅熟悉青海入藏的环境，还特意实地考察过康藏公路。他认为，康藏公路沿线山大谷深，地质条件差，容易遭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侵袭。冬天大雪封山期间无法通行，即使修成了，公路保养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在青藏线修路，表面上看是位于高寒、高海拔的生命禁区，但是地势平缓，终年干燥少雨，公路的修筑和养护都比康藏线有利得多。 

　　慕生忠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赢得了老领导彭德怀的支持，他指示慕生忠，修一条自甘肃北部经过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直抵印度边境的公路，并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完成任务”。 

　　为完成彭德怀的嘱托，在自己带队修建青藏公路的同时，慕生忠让部下齐天然带人修筑从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 

　　齐天然他们从敦煌出发，把路修到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边上。当地牧民们告诉他们，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人能从盐湖上走过去。但齐天然为了完成在慕生忠面前立下的军令状，竭尽全力往前修路。他带领筑路队伍一边在厚厚的盐盖上修整道路，一边把挖出来的盐水浇到平整好的路面上，等盐水干了就试着把车开过去。就这样，他们在盐湖上开出了一条平整坚硬、长30多公里的路面，人称“万丈盐桥”。 

　　后来，有技术人员质疑盐桥算不上公路，不能长久利用，理由是教科书上规定，修筑公路时土的含盐量超过7%就要考虑改线。慕生忠听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说7%不行，那17%行不行？70%行不行呢？100%行不行呢？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能断定说这盐桥不算路呢？量多了可以引起质变，盐不够的地方拿盐来解决。科学不是静止的，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啊。” 

　　很多年过去了，齐天然每每忆及此事都会感慨：“听着慕将军这番‘否定之否定’的议论，我深深感到他是给我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课，自此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事实证明，慕生忠和齐天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格尔木还在盐湖上修了飞机场，如今，青藏铁路上的列车也是呼啸着从察尔汗盐湖上驶过的。 

　　数学上1+1=2，可在哲学上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 

　　在修路的过程中，慕生忠总是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他在自己铁锨的木把上刻了“慕生忠之墓”5个字。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 

　　在修建格尔木附近青藏公路上的天涯桥时，河水奔腾咆哮，桥面离水面仅有30米。桥建好了，工程师邓郁清跳上第一辆汽车要试通车。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自己坐了上去：“像我这种土八路出身的政委，今日死了，今日就有人来接替。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个了。”当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缓缓通过天涯桥后，工人们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慕生忠、邓郁清和司机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热泪纵横。 

　　在这支筑路队伍中，无论是军是民，无论职务的高低，人人都得干活，18磅的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慕生忠也不例外。他还有一个独特的辨别干部的办法——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谁的老茧越厚，他就越喜欢谁。 

　　青藏公路修到沱沱河时，河里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水河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一个劲地劝他上岸，不用亲自下水。但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最深、水最急的地方带领工人们一起抢修。不用命令，不用动员，人们纷纷跳进水中，霎时形成了一面人墙。10个小时过去了，等路修好了，慕生忠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慕生忠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1+1=2，可在哲学上1+1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站在前头，一个人就可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 

　　当年慕生忠带领人马来到格尔木时，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举目四望，荒野茫茫，看不见一棵乔木。 

　　慕生忠将军并不是只知道埋头修路，他的目光看得很长远。他要把格尔木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城市。因为，无论是巩固好格尔木作为进藏物资转运基地的地位，还是在青藏公路修通后进一步提升公路等级、养护好公路，都需要一支稳定的干部职工队伍，而要稳定这支队伍，就要让他们在一座宜居的高原新城里生活。 

　　从1954年4月开始，慕生忠就组织民工，把从湟源等地拉来的14万株树苗种在了格尔木。作为政委，他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他号召人们，“我们要安下心、扎下根，准备在盆地当第一代祖先！”“要在柴达木盆地建设起一座美丽的花园！” 

　　慕生忠郑重提出要解决职工生存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修建宿舍，消灭帐篷，使职工居住下来”；其次，“职工家属愿意来的我们欢迎并且给予就业生产的机会”；第三，他还提出“开办职工子弟小学，让孩子们有书读。这样才会使职工安心于高原工作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最为传神的是将军对此作出的解释：“我认为，要做好一个同志的工作，必须做好他老婆的工作；要做好他老婆的工作，又必须从他的孩子做起。” 

　　话语是幽默的，心是紧贴着职工群众的。将军不愧是政委出身，要稳定队伍，他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将军楼主题公园，漫步在望柳庄，慕生忠将军他们这第一代格尔木人种下的杨树、柳树已蔚然成荫，很多树已经粗得连一个成年人都合抱不过来了。现在的格尔木已经是戈壁上一座“半城绿色半城楼”的现代化城市。 

　　慕将军离开了我们，但那些有关他人生哲学的故事，依旧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辛元戎 李文宁 王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