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李元纲在其所著《厚德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1056年），范景仁担任谏官之职，赵汴担任御史之职。有一回，两人议论一件公事时，因观点不同而发生争执，从此便有了矛盾。后来到宋神宗当政时，有人在神宗面前说了些关于范景仁的坏话，神宗说：“只要问一问赵汴，就知道范景仁是什么样的人了。”过了一些时日，神宗问赵汴：“你说说，范景仁的为人怎么样？”赵汴回答：“范景仁是个忠臣，不是谄媚阴险之徒。”赵汴退朝后，有人问赵汴：“你不是和范景仁有矛盾吗？怎么还在皇上面前替他说好话呢？”赵汴说：“我与范景仁有矛盾，但那是私事；皇上问我范景仁的人品，关系到对他人格的评判，关系到他是否会继续得到重用，这是公事。讲话得出于公心，我不敢以私害公啊！” 

　　另一个相似的故事也出自宋朝：杨偕主持审官院（宋代主管中下级文官考课铨注的机构）的工作时，西夏的元昊请和而不称臣。杨偕对朝廷说：“我朝连年出师，国家财力紧张，不如去封信表示同意，慢慢再想办法消灭。”谏官欧阳修、蔡襄认为杨偕的主张是在和稀泥，是不负责任，分别上奏章弹劾杨偕，说杨偕不考虑为国家讨贼，反而支持元昊不称臣的请求，所以罪该杀。杨偕深感不安，要求去越州做知州，朝廷答应了，走到中途又改为杭州知州。不久后，蔡襄向朝廷请假回家看望父母，路过杭州时却随意到杭州的街巷中玩。有人便对杨偕建议，将此事上告朝廷。杨偕说：“蔡襄当时是因公事弹劾我，他是正大光明地说事，我现在怎么可以因为私事而去报复他呢？” 

　　赵汴和杨偕不因私人感情而影响公事，不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打击报复与自己有私怨的人，不因私情而损害公道、公德。这种公私分明的处世哲学，实在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境界。“不敢以私害公”，是对人间正义的一种敬畏之心，也是对内心道德的一种坚守。（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