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被后人评价为“大雅君子”和“社稷纯臣”。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只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他不贪恋官位，主动避让贤路；他与同事及部下相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御下恕”，为人处世讲究宽厚之道。而他的“宽厚”，并不是纯粹对同事的迁就和对部下无原则的宽松，而是在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前提下待人真诚。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成就他“完名高节”极为重要的因素。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说：“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同卷《李怀光传》也说：“子仪性宽厚。”《旧唐书》郭子仪本传上引裴垍的话说：“汾阳……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裴垍还拿他与李光弼相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从这些记载来看，郭子仪是以“宽厚”出名的，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一般的士卒，对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关系比较特殊，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这样的宽厚仁爱，使郭子仪与部下的共事合作相处能够和谐圆融。

　　即使是关系不和睦的同事和部下，郭子仪亦不计个人恩怨，尽力提携。与李光弼的关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李光弼和郭子仪素来矛盾很深，杜牧在《樊川文集》中也曾记载：二人“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但郭子仪不因私忿而对李光弼不利，而是坦诚相对，在合适的时候予以提携。《资治通鉴》卷217记载：至德元年元月，“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正因为有了郭子仪的厚待提携，李光弼和郭子仪才能多次商议作战计划，协同指挥，并使李光弼能独当一面，甚至与郭子仪平起平坐。如至德元载五月，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常山与史思明作战，《资治通鉴》卷218记载两人的具体指挥：“子仪至恒阳……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考异》说：“《河洛春秋》以为此为光弼语，《汾阳家传》作子仪语，盖二人共议耳。”能够如此协同作战，说明李光弼和郭子仪的关系在此后是十分融洽的。

　　如仆固怀恩，本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作战勇猛，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为收复两京“皆立殊功”，但他脾气暴躁，“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也就是说，他一旦脾气上来，连郭子仪也会骂。然郭子仪“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资治通鉴》卷222记载：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河朔平定，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有大功，“请以副元帅让之”，朝廷遂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能容忍仆固怀恩对他的不敬，利用他的才能共同作战，在关键时刻又尽力提携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纵观郭子仪的一生，我们发现他的“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不利于国家社稷安危的事情处理起来就极为严格。肃宗宝应元年，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治军严苛，遭到将士抵触，部将王元振发动兵变，在绛州杀了李国贞。五月，朝廷派郭子仪前去处理。因为郭子仪平素对士兵十分宽厚，所以王元振想郭子仪会同情自己。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于是将王元振及同谋者40人全部正法，史书说“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显然郭子仪的宽厚是有底线的，谁对国家社稷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杀无赦。

　　再如代宗广德元年，羽林军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为唐军入城，吓得全部逃出了长安。之后王甫自称为京兆尹，聚众至2000多人，“暴横长安中”。郭子仪进城后将王甫斩首，“京畿遂安”。次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不久，郭子仪派牙官卢谅到汾州核查都虞候张维岳乱杀官员的情况，卢谅收受了张维岳的东西，替张维岳说好话。卢谅回来后，郭子仪“恶不比于己者，好赂于己者，公捶杀之”。

       宽厚坦诚与坚守原则的处世之道，使得后人对郭子仪的评价相当高。学者们曾对中唐平叛诸将帅进行分析，发现只有郭子仪得以善终。这固然与唐室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相关，亦与唐室防范统兵将帅的措施有关，但更与郭子仪个人的性格、修养和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有关。他身先士卒，能够关心部下，与手下的将领及士兵和谐相处。他对手下将领和士兵宽厚，对他们赏识和提携，但是任何人违背了原则，不利于家国社稷，他又能做到铁面无私，绝不姑息迁就。郭子仪泾渭分明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他成就一世英名极为重要的因素。（张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