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庭院深深的岳麓书院讲堂，两壁“忠孝廉节”四个巨幅石刻大字赫然入目。据说这是南宋大儒朱熹在某日清晨，沉思片刻，即兴泼墨，留给书院的一件历史遗产。

　　“忠孝廉节”的石刻，传闻甚广，不少学者也认为是曾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的文天祥，率兵围剿广西恭城秦孟四起义，驻扎江永古泽，留给上甘棠村的遗迹，称岳麓书院的碑刻“朱子书”为伪托。

　　真伪辨识，已然成了历史上一桩说不清的公案。然而，在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传承史上，“忠孝廉节”不啻于一根强劲的精神魂脉，成为激励一代代湖湘学子传道济民、成就人才、报效国家、胸怀天下的人生追求。

　　尤其一个“廉”字，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更在古代书院肇建初期，就有着典型的人物风采，激励后世出现了无数如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一大批清廉许国的岳麓巨子。

　　北宋年间的李允则，便是其中一位。这位太原人来到湖湘，救灾救时，振兴文教，终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救灾救时 安抚湖湘

　　北宋咸平二年（999），太原人李允则被宋真宗以供备库副使，派往长沙知潭州，管理湖南。

　　五代十国时，马氏割据湖南，以马楚王国横征暴敛，强迫潭州人纳绢作地税。赵宋立国后，潭州防御使潘美统管湖南，强令百姓按房屋纳绢作屋税。更有甚者，营田户养牛要纳牛税，每年上缴米四斛，牛死后还要照缴不误，叫作枯骨税。此外，百姓缴纳茶叶，开始以九斤为一大斤，后来增至三十五斤为一大斤，几近翻了两番。

　　李允则到任后，立即上书请求废除了前三种苛捐杂税，并规定茶叶以十三斤半为定制，使老百姓负担减轻了许多。不仅如此，他还想方设法要给老百姓解决生产痼疾和生活难题。

　　《宋史·李允则传》说：“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给马刍，皆输本色，繇是山田悉垦。湖南饥，欲发官廪先赈而后奏，转运使执不可，允则曰：‘须报逾月，则饥者无及矣。’明年荐饥，复欲先赈，转运使又执不可，允则请以家资为质，乃得发廪贱粜。”

　　湖南多为山田，适合种植粟米，然而人们懒惰成风，不愿意耕种。李允则在给他们减负捐税的同时，下令农户每月要缴纳马草，且只准是马草，强制性改变乡民不事耕种的陋弊，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在他的刺激下，百姓开始垦山种粟，最后有了“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冯梦龙《智囊·上智部·远犹》）的丰收壮景。

　　不幸的是，在李允则用心良苦地鼓励耕种初期，湖南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李允则想先将官仓的粮食发放赈济饥民后，再向朝廷奏报。

　　宋朝开国不久，不经请示而先赈济救灾，此无先例，弄不好就会掉乌纱帽甚至脑袋。掌管湖南财赋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的转运使坚决不同意。

　　李允则晓之以理：如果先奏报，等朝廷批准后再发放粮食，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就无法真正帮助到饥民。

　　第二年，灾荒未了，他还要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转运使果决拒绝。李允则就要求以自家财产作抵押，这样才得到转运使批准，开仓贱价卖粮、赈济饥民。

　　明末史学家周圣楷在《楚宝》卷三十四中，专辟一节写李允则，称赞他“蠲除赈货，乃救灾第一急者。李允则先赈后奏，乃救时第一奇人！”

　　同时肩负地方治安管理的转运使，被迫开仓贱卖粮食济民，但他把兵役任务安排给了这些饥民，而且很快招募一万饥民服役。他向李允则提议，要把这些人派往邵州防御地方武装。

　　李允则义正词严地反对：邵州地面并没有发生动乱，就不要兴无名之师去制造祸患，而且这些新招募的兵士，都是遭受了饥饿，身体羸弱不堪，不便让他们去戍守。他主动向朝廷递交请示，要求停罢此事。

　　咸平四年（1001），朝廷以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接替李允则，出任湖南安抚使。百姓联名请愿，要求把李允则留下来，并将他的政绩整理好呈报给陈尧叟。陈也是一个清廉爱民的好官，赶紧将写满殷殷民心的请愿书上奏朝廷，感动得宋真宗将李允则召回京师，与他接连交流了三天，最后说：“毕士安不谬知人者。”（《宋史·李允则传》）

　　三年前，李允则赴任长沙前，宋真宗专门召见了他，说礼部侍郎、翰林学士毕士安在真宗还未登基时就大力荐举他家世清廉，希望他在潭州任上管理好湖南。李允则在任潭州三年，体察民情，勤政惠民，清廉爱民，深得民心，没有辜负皇帝的嘱托。真宗对其委以重任，命任洛苑副使、沧州知州。

　　把老百姓看得比自己家更重，不惜以自家并不丰裕的财产为质，换得转运使应允开仓赈济灾民，李允则无疑是一个好官。

　　李允则从不耍官威。莫说危坐在官轿里鸣锣开道，他更经常步行到老百姓之中，和他们亲切拉家常。他是一个理政能手，处理民政事务，得心应手，大小诉讼都能“面讯立断”。他转战领兵戍边，展露卓异的军事才能外，还爱护兵士知人善任，甚至退休后将从契丹逃回的人养在家里，但他对逃兵铁面无私，毫不手软，镇守雄州时迫使契丹人送还逃兵后，立即将其斩首。

　　他居官几十年，最后做到了四方馆引进使、高州团练使、康州防御使等多任高官要员，还是“身无兼衣，食无重羞，不畜资财”（《宋史·李允则传》）。他如此为官，深受百姓爱戴和怀念，“在河北二十余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设施，虽寓于游观、亭传间，后人亦莫敢隳”。

　　襄赞文教 扩建书院

　　尽管他在长沙只做了三年官，迄至今日，千年过去，凡走进岳麓书院者，凡了解岳麓书院者，凡研究岳麓书院者，都在感念李允则当初兴学于斯、扩建于斯，致使书院文脉千年遐昌，故而有“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的盛誉。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之一，大学者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并序》）。他极力称赞李允则扩建重修后的岳麓书院，使原来文化落后的潇湘荆蛮，上升到了媲美儒家圣地洙泗邹鲁的高地，足见书院兴学促进了南方文化强势发展和湖湘学术日渐繁荣。

　　李允则“视文教为为政之本”，“扩建岳麓书院，开创了岳麓办学的新局面”。（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

　　他知潭州任期并不长，又遇到了连年灾荒，除了干好了安排垦荒生产、兴修水利等工作首务，使湘中出现了“千里耕桑，涧澈得水”的欣欣气象外，还以襄赞文教的盛举，创造了岳麓书院建设史上的奇迹，为后世张栻掌教岳麓时出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办学之盛、从学之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说李允则：“寻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朱旈，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奠。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

　　李允则在岳麓旧院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扩建，并上奏朝廷请求皇帝御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经籍，第一次正式完善了讲学、藏书、祭祀和学田四大功能，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为后来岳麓书院和湖湘教育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完全扭转了书院正式创建者、原潭州太守朱洞离任后“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清局面。

　　他之所以在执政艰难之际，花大气力兴学重教，也是受了家庭教育的深刻影响。其父李谦溥曾任济州团练使，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士子读书应试。故而说，宋真宗送他赴任潭州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朕在南衙，毕士安尝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宋史·李允则传》）

　　清廉，既是一种家风血脉传承，也是一种学风根脉赓续。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福建翻山越岭来到岳麓书院，访学书院掌教、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二人会讲中庸要义，论辩三天昼夜不绝，为后世流传下著名的典故“朱张会讲”。朱熹此次在长沙待了两个多月，留给书院和后世的，不但有经典的朱张会讲盛况，还有一首写有“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的朱张集句、几声呼啸“赫曦，赫曦”成就后世筑台，以及对士子以“忠孝廉节”修身储能、修齐治平的殷切期许，千年而降，仍在深刻影响岳麓山下读书强国的同学少年。

　　朱熹自千里而来，讲学岳麓，自然会了解到百余年前先贤李允则的筚路蓝缕，少不了对岳麓道统中“忠孝廉节”进行凝练性的人生思考。况其和张栻主导的会讲盛况，也是在李允则“中开讲堂”的故址上进行的，更会有着很多亲切感和精神体悟。

　　1932年11月，时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提出将“忠孝廉节”和岳麓书院原山长欧阳正焕留下的“整齐严肃”，作为湖大校训。第二年5月，《湖南省立湖南大学二十二年度览》中有一处胡庶华的解释：“余承乏本校之始，即与同人谋所以发扬民族固有之精神者，爰于一一七次校务会议议决，以宋朱晦庵先生所书‘忠孝廉节’、清欧阳尧章先生所书‘整齐严肃’为校训。盖两公先后讲学于此，所题八字石刻，至今犹嵌正厅两庑间，实为本校历史上之瑰宝。”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在前贤李谦溥、李允则父子身上所体现的清廉精神与兴学重教行为，在朱熹、胡庶华隔代倡导的“忠孝廉节”民族固有精神，也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基因，流传下来，学以致用，以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唯有此，才能促使更多的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向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