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文选（1874—1957年）编纂的《钱氏家乘》，内容博赡、体系完备，涵盖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大层面，为钱氏后人提供了进德修业、处世治家、经世济民、安邦卫国的价值指引与实践智慧。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家国理想，作为钱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价值追求，激励着钱氏后人追求个人价值与家国命运的不可分割，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情怀、理想或信念跨越了家族界限和时空阻隔，蕴含崇高的道德情感和深邃的人生智慧，是当代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崇文重教，大智兴邦

　　《钱氏家乘》的核心理念与众多传世家训经典一脉相承，都以读书为立身之本。钱氏家族深知读书的益处：“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无论子孙的资质如何，都要接受教育多读书，“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在教育上对子孙后代反复叮咛、谆谆教诲，这是对中华文明崇文重教优良传统的承继与发扬。

　　《钱氏家乘》不仅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还主张兴义学、育人才。家训中如“兴启蒙之义塾”“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等内容不胜枚举，都表明了钱氏家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家训家规并不仅仅停留于家族内部，作为抽象理念进行传递与传承，而是付诸实践、落成实事，在社会现实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钱文选振兴启蒙教育、传播现代知识，就是最好的例证。钱文选盛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时，他深刻地领悟到教育兴邦、人才兴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0年，他慷慨解囊，在家乡松岭古道山脚下捐资创办了一所小学，规定凡家乡贫困子弟，皆可免费入学。钱文选以其字“士青”为校名，寓意广大学子要追求“士不可不弘毅”的坚韧品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青云之志。这所士青小学的运营费用悉数由钱先生个人承担，其善举义行，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文选的教育实践不仅是钱氏家族的历史传承，更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家国理想的一面镜子。钱文选在《钱氏家乘》中反复申明教育与国家自立图强的积极关系，更用实际行动呼吁全社会学习先进技术。青年时代的钱文选，就已认识到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的至关重要作用。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大胆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发展航空事业的倡议，这个超前的倡议展现了钱文选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心系家国的赤诚情怀。钱文选曾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意思是智慧能使国家兴盛，关键在于集众人之智，而愚蠢误导国家，原因是师心自用、固执己见，言外之意是培养智识、开展教育的重要性。钱文选对教育事业的深刻认识，与其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和复兴华夏的家国理想是分不开的，体现了钱氏家族乃至近代有志之士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教育兴邦的执着追求。

　　反哺桑梓，以民为本

　　《钱氏家乘》以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和价值取向为人生目标，劝勉子孙将个人前途与家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钱氏家乘》反复申明“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等训言，无不是鼓励后世子孙要感恩桑梓、回馈家乡。钱文选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家乡的爱意与感激，他曾赋诗言志报效乡梓：“东南雄郡绥安城，文正当年抱牍争。中外倦游思故里，百能九斗总关情。”1929年，钱文选为了方便家乡父老出行，捐资在家乡双溪上架起一座大木桥；随后又出资修筑广德至溧阳的松岭古道，解决了当时家乡父老的运输困难。钱文选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与谢意，与他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他4岁丧父，16岁丧母，在他最需要关爱的年纪，是家乡的父老抚育他成长，给予了他家的温暖。钱文选将这份恩情铭记于心，转化为日后反哺家乡的不竭动力，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钱氏家乘》反哺桑梓的崇高价值理念。

　　正是这种桑梓之情，《钱氏家乘》有意识地选取倾听民意、改善民生、体恤民情等训言劝勉后世子孙若执政在位须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谋福利。这些训言内容如“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等等，虽带有传统社会的文化烙印，但仍能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钱氏家乘》倡言的理想人格是“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的正人君子，既要做到对内宽仁、以民为本，又要做到对外严明、嫉恶如仇。对内和对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即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互为其本，其目的是做一个明体达用、内外如一的贤人君子。

　　兼济天下，九州一统

　　兼济天下，就是胸怀天下，关注国家命运，以自身才智为国家、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钱氏家乘》推崇“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意思是劝勉在位者切勿谋取个人私利，而应以天下利益为重；有益于世的一时之利当然也要谋取，千秋万代之利更要谋取。这则训言从“利”出发，指出了谋略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根据利益的覆盖范围，是“一身”还是“天下”；二是依据持续时间，是“一时”还是“万世”。意思是在国家层面，后世子孙做事情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有大局意识，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家国问题。这句训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象征，强调从大局和长远出发谋划事务，谨慎处理影响深远的大事，体现了钱氏家族的战略思维和历史责任感。

“利在一身”是小我，“利在天下”则是大我。《钱氏家乘》兼济天下的天下观，放诸现代而言，对个人、组织和国家仍有价值和启示意义。（马爱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