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完成,除了司马光的巨大贡献外,也离不开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的帮助。《资治通鉴》成书后,不断有人为之作注、续写,进行改编,其中胡三省的注最为后人称道,让《资治通鉴》的价值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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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为修史不问仕进,以“唐鉴公”雅称闻名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耗费司马光十九年心血编纂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提到了帮助他修书的四个人,同修为刘攽、刘恕、范祖禹,检阅文字为司马康。
三位同修中,范祖禹的年纪最小,他于康定二年(1041年)出生,高中进士后不久,就到洛阳随司马光修书,《资治通鉴》完成时,他44岁。
范祖禹是成都华阳(今成都双流)人。宋代四川人才辈出,诞生了不少文化世家,如眉山苏氏。范祖禹所出之华阳范氏,是一个崇尚儒学、世传史学的家族。华阳范氏和眉山苏氏两个家族间有交往,范祖禹与苏轼两人多有诗歌唱和,范祖禹曾向朝廷推荐他认为文章天下第一的苏轼担任经筵官等。
范祖禹的父亲早逝,他是由叔祖父范镇抚养长大的。范镇是北宋名臣、学者,《宋史》称范镇的学问“本于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申指的是申不害,韩指的是韩非子,都是法家的代表,可见范镇以“纯儒”自任,这也影响到家学传承,与眉山苏氏相比,华阳范氏较少谈论佛老。
范镇曾与欧阳修、宋祁等共修《新唐书》,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具有史学才华。范祖禹由其抚养长大,亦得史学之真传。范镇对范祖禹视如己出,而范祖禹心中常以孤儿身份为羁绊,家族聚会时常愁容满面,书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专心致志闭门苦读,在嘉祐八年(1063年)考中进士。
他由此进入仕途,在随司马光修书之前,曾担任过资州龙水知县(在今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据载范祖禹任上“宽简爱民,尤以兴学校为务”。
熙宁三年(1070年)起,司马光蛰居洛阳,专心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也是从这一年起,跟随在司马光身旁,帮助他修史,这一修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中,范祖禹绝意仕进。
对此,司马光心中很是过意不去,觉得自己耽误了范祖禹的前程。在元丰七年《资治通鉴》修成之际,司马光向朝廷上书推荐范祖禹,范祖禹不到二十岁时,两人就已相识,共同修史十五年后,司马光认为没有人如他一样了解范祖禹的美德——“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这实在是极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司马光十分欣赏范祖禹。
此处须对“圭角不露”做些解释。《礼记·儒行》说的是儒者应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有一句“毁方而瓦合”,东汉郑玄为这句做的注释是“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唐代孔颖达疏曰:“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异众过甚,去其大圭角,言犹有小圭角也。”不露圭角,即不露锋芒。儒者不是没有圭角,但可以选择不露圭角,以此减少自己与他人的分歧,让自己的主张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司马光结合范祖禹的优势,向朝廷建议可让他供职秘书省,“观其述作”,或担任经筵官,“察其学行”。范祖禹日后果然成为经筵官。经筵官在朝堂之上进讲经史、以备顾问,一般由道德高尚、学问精深之人担任。
范祖禹十分看重每一次进讲,在正式进讲之前,会在家中先演练一遍。苏轼称赞范祖禹为“当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师三昧也。”
《资治通鉴》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唐纪》的篇幅最大,达81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各纪加起来29卷,唐五代史共计110卷,占了《资治通鉴》三分之一篇幅。在时间上唐五代离宋近,大量原始材料还存世,因此唐五代史是《资治通鉴》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历来研究唐五代史的学者,都将《资治通鉴》视作必读之书,而范祖禹为这一部分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人观之会有不同的思考。范祖禹另撰有《唐鉴》一书,体现了他本人对唐史的思考,受到北宋理学发展的影响,《唐鉴》鲜明体现出“以理入史”的思想,即以理学的观念来评点历史,《唐鉴》有“臣祖禹曰”,即范祖禹的评论接在一段史事之后,由此可了解他对其人其事的观点。
《唐鉴》于元祐元年(1086年)完成。问世之后,大受欢迎,范祖禹获“唐鉴公”之美称,由于这一美称传播广泛,竟使范祖禹幼子范温有以下遭遇。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范温游汴京大相国寺,众人认出他是“《唐鉴》儿也”。
范祖禹的长子范冲,曾参与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从范镇开始,华阳范氏三代人都有修史之功业,是为“三范修史”的美谈。无怪乎有人说,在褒扬眉山三苏的文学时,不要忘了华阳三范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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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康谨遵父亲教诲,传承清白家风
元丰七年《资治通鉴》成书时,担任检阅文字的司马康35岁。司马康与司马光有特殊的关系,司马康系司马光之子,更准确说是继子。
据当代学者考证,司马光的两个儿子皆夭折,哥哥司马旦将其子司马康过继给弟弟司马光。司马光夫妇十分疼爱司马康。据范祖禹为司马康写的墓志铭,司马康长大后,“入官或数日不返家,夫人辄忧思形于寐魇;或逾月而后归,则相顾惨然喜欲泣”。
司马光的家书名篇《训俭示康》就是写给司马康的。在这封家书中,司马光首先说本家起于寒微,“世以清白相承”;接着说自己本性“不喜华靡”,平生不追求衣食上的享受,衣服只要能保暖、饮食只要能果腹就可以了,“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之后司马光从现实与历史、正面与反面等维度展开论述,抨击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侈风气,希望司马康记住“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道理,以古今崇俭戒奢者为榜样,将尚俭的清白家风传下去。
司马光并非只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强调俭约传家的重要性。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开篇即说家长要“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以备不虞”。
元祐元年,司马光逝世,按照传统礼法,司马康回乡守制三年。司马康结束守制后,回到朝廷,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经筵官。
元祐四年(1089年),他向朝廷建言,“民以食为天,自古祸乱之兴,皆由饥馑。为国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备水旱”,考虑到北宋境内近来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的口粮成问题,应趁着今秋粮食丰收之时,注意收集粮食,统归官仓储备,“夫国家积贮,惟以安国,民安则国安”。在这篇文章中,最为人称道的一句话是“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当吝”。
这位心怀百姓、心忧天下的官员,在写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年,竟病至无法履职。司马康病重时,家人想请一位叫李积的医生来家中诊治,李积已经七十多岁,且住的地方离司马康家较远。同乡人听说此事后,纷纷上门请李积前去,说:“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李积动身前去,到后发现司马康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司马康临终前,对妻子说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不报国恩”。
范祖禹为其撰写墓志铭时,称赞司马康“为人洁廉,未尝言财”。范祖禹和司马康有太多相同的经历,都曾帮助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都曾任职秘书省、担任经筵官,而今比自己小九岁的好友先去了,诚为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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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遗失不气馁,胡三省积三十年心血为《资治通鉴》作注
《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规模宏大,涉及的历代人物、史事、地理、典章制度繁多,如果没有人为之作注,阅读难度是不小的。《资治通鉴》成书后,出现了多个注本,最优秀的注本出自宋元之际一位叫胡三省的历史学家之手。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治通鉴》进行系统整理时,采用的底本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
胡三省毕生精力,都用在注《资治通鉴》上,其间备尝辛酸。胡三省有意为《资治通鉴》作注,起于热爱史学的父亲的叮嘱。当时有三种《资治通鉴》的注本,其中一种署名司马康,但经过考证只是托名而已。这三种注本,一种已佚,另两种都不理想,错误颇多。父亲问胡三省,你能为之刊正吗?胡三省回答:“愿学焉。”
胡三省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谨记父亲的嘱托,“史学不敢废也”。宝祐四年(1256年),27岁的胡三省考中进士。这一科的状元是文天祥,同榜进士还有陆秀夫、谢枋得,这三人在宋元之际的动荡时局中,皆以身殉国。胡三省激于此,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不时流露出亡国之痛,寄托其强烈的民族气节。
从考中进士这年起,他正式开始了作注的“工程”。称其为工程并不为过,他第一阶段的成果《资治通鉴广注》的篇幅达97卷。写作《资治通鉴广注》时,胡三省在外为官,他用公务之余的时间写作,对于在某方面深有研究的人,他也会去拜访求得指教。令人痛惜的是,这部书稿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丢失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胡三省没有气馁,而是重新开始。
胡三省再度为《资治通鉴》作注,采用的是与从前不一样的方法,《资治通鉴广注》是在《资治通鉴》外另成一书,这一回他的《资治通鉴音注》则是将自己的注文散入到《资治通鉴》正文中。这项工程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三十年匆匆而过,如白驹过隙,但人间已发生许多变化,朝代更替,文天祥、陆秀夫已不在人世了。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起,他又开始撰写《通鉴释文辩误》,此书与《资治通鉴音注》相辅相成。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做了一些为后世历史学家称道的开创性工作。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说:“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无人作注……胡三省《通鉴注》自《晋书》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炉灶作注,工程非常艰巨,比王夫之读《通鉴》一遍当然难,比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也难得多。”
明清之际的历史学家王夫之有《读通鉴论》一书,是古代史评的经典之作。南宋历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与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书的三大体裁。南宋大儒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则是纲目体的开山之作,纲目体是编年体的一个变体,纲举目张,纲为提要,用大字书写,目为叙事,用小字书写,条理清晰、结构分明,最适合初学者使用。
一部《资治通鉴》凝聚了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的心血,亦启发了许多人为之作注、续写,进行改编,从而创造了一个浩大而精微的历史世界,让古今无数读者遨游其中,获得历史智慧。(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