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敢直言

乔木翠微，檐角飞扬，成都北郊的新繁东湖公园里有一座清白江楼，是为纪念一位治蜀名人而建。而不远处，清白江水浩浩荡荡，昼夜不息，其来历也与这位名人有关。他曾路过此江，看到江水波光粼粼、澄清透亮，以江水为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我的志向要如这条江一样清白无瑕，虽然万般事物，不论是洁是污，都混杂其中，却不能令江水浑浊。后人因此称这条江为青白江，而成都青白江区也因之得名。

这位留名青史的廉吏就是北宋的赵抃（1008年—1084年），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景祐元年（1034年），“少孤且贫，刻意力学”的赵抃考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官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初出茅庐的他，展现了超乎年龄的老练成熟。

有一次，一人因伪造印章被捕，众吏皆认为此人当被判处死刑，而赵抃却有不同意见。原来此人伪造印章是在朝廷大赦之前，朝廷大赦之后，他仅使用过一次伪造印章，而按当时的律法，“赦前不用，赦后不造，法皆不死”。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给有关部门，认为此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最终使其免于死罪。

生死，人生之大事。初入仕途的赵抃，以仁爱之心为民请命，他大可随声附和众吏的意见，或者干脆不发表意见，但他知道一人之生死关乎一家之忧乐，能够救人一命便救人一命。

不久，他到宜州任通判时，又救下了一条人命。有一位死囚，刚关押到狱中就患上了毒痈，但是尚未溃烂，赵抃请医生为其治疗，使他没有因病而亡。古代，许多死囚患病是得不到治疗的，治好了等待他们的也是刑罚导致的死亡。赵抃请人治疗的这位死囚，竟遇到朝廷大赦而免除了死刑，得以保全性命、重新做人。

苏轼讲述了上面两则故事后，称赵抃“爱人之周，类如此”。与“爱人之周”形成对照的，是他的“铁面无私”。今天我们说到“铁面无私”，首先想到的是包拯。包拯、赵抃两人在当时名声相当，都曾在御史台任职，且都以忠直而闻名。

至和元年（1054年），赵抃就任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为言事之官，且在大朝会等庄重的礼仪场合中纠察失仪者。甫一上任，赵抃便上书陈言，为政关键，重在选人用人，“明视而聪听之，精择而慎拣之”，应亲君子而远小人，“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宜博选忠直方正、能当大任、世所谓贤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

身为言事之官，赵抃但凡见到非法、越礼、不合规制之事，无论涉及谁，都毅然弹劾，不顾自身安危。他曾弹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执中不学无术、狠愎任情、家声狼藉等八事。倘若说不学无术一事还可就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争议一番，那么陈执中治家不严是无可争议的，他放任身边的人虐待侍女至死，令舆论大哗。赵抃上书要求罢免陈执中，在与同道诤臣多次强烈请求下，朝廷终于免去陈执中原有官职。

《宋史》载，赵抃“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对于奸邪之人，他的火眼金睛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正直之人，他的古道柔肠让他无法漠视他们的遭遇。当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如欧阳修、贾黯等在朝中为官者，纷纷自请外放。赵抃认为这些人“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所以才要求外放的，希望朝廷能够挽留这些人。在赵抃的坚持要求下，欧阳修等人得以留用，“一时名臣赖之以安”。

宽严相济为民筹

西周初期有一位与周公齐名的召公，召公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处理政务，这比轩敞、严肃的官署更能让百姓觉得亲近，召公逝后，人们见到甘棠树便会想起他的善政，由此形成了“甘棠遗爱”这个典故。《宋史》评价赵抃的地方官经历，说“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

赵抃任地方官时，能因地制宜、因俗治政，宽严不同、宽不为弛、严不为残。

嘉祐六年（1061年），赵抃连上奏章弹劾枢密使陈升之与宦官结交，陈升之被外放，赵抃也被外放。赵抃外放之地是虔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赣州。在时人眼中，虔州“地远而民好讼”，赵抃未必愿意去，却没想到赵抃欣然赴任。赵抃治虔州“严而不苛”，他到任后，召集各县知县，要求他们首先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州里，“为令当自任事，勿以事诿郡，苟事办而民悦，吾一无所问”。如此“放权”之举，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他们尽心尽力处理自己分内事务，竟使“虔事为少，狱以屡空”。

古代从中原通往岭南多走梅关古道，虔州就在梅关古道上，“当二广（即广东、广西）之冲”，从岭南回中原，要在虔州买船或租船，沿赣江北上就可到长江，再由运河至中原。在虔州任内，赵抃设法制造了一百艘船，原来在岭南为官之人，有因为贫困而不能归葬故乡者，他行文广东、广西各州、军，表示愿意向有需求的人资助船只，并赠予一些路费，前来求助的人络绎不绝。此举可谓善莫大焉。

赵抃任职多地，而以虔州、成都“尤为世所称道”，宋神宗在任命这两个地方的官员时，总是记得赵抃治理此地“最得其术”。赵抃在虔州任职的时间不足一年，却四度入蜀，实在是与四川缘分不浅。

皇祐元年（1049年），赵抃首度入蜀，任蜀州江原知县，江原即今崇州。杜甫曾在江原住过一段时间，赵抃修建了纪念杜甫的祠。赵抃关心教育，曾写诗劝学，说“口诵圣贤皆进士，身为仁义始真儒”，圣贤写的文章，只会背诵是不够的，要身体力行才算得上是真儒。

嘉祐三年（1058年），赵抃出任梓州路转运使，不久转任益州路转运使。与初次入蜀相比，此时赵抃已名声在外，“铁面御史”的美名几乎无人不知。这次前往蜀地，赵抃单人独骑，只携一琴一鹤。琴，乃君子之器，古人有“君子无故不去琴瑟”的说法，因为“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人认为弹琴与理政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传上古贤君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大治，蕴含着顺应自然的治理思想。而鹤是高洁之鸟，赵抃用鹤毛的洁白来勉励自己一尘不染，用鹤头上的红色来勉励自己丹心为国。一琴一鹤，何其简单，却又何其深邃，后来“一琴一鹤”演变为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为官清廉、为政简易。

赵抃到任不久，深入“穷城小邑”察访，了解到一些长期困扰百姓之事，如“送遗节酒”一事。梓州、益州等路州、军衙署，每逢年节之时有相互送节酒的习俗，从公家或百姓开的酒庄中买酒，经常是少给多要，还驱使递铺士兵、百姓去送酒食，“往来络绎，担擎劳苦，州县骚动，嗟叹之声，不绝道路”。赵抃向朝廷上《乞止绝川路州军送遗节酒状》，希望为百姓减负。与此同时，他在任上“身帅以俭”，对不能做到俭约的官吏，他严惩不贷，蜀地风气为之一变。

治平元年（1064年），赵抃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成都知府，这是赵抃第三次入蜀。这一次他“以宽治蜀，蜀人安之”。上一次他治蜀时，发现“有以妖祀聚众为不法者”，他以首犯当死、从者刺配的雷霆手段予以处置，这一次治蜀时，又碰到了聚众大搞迷信的事，蜀人皆以为赵抃会如前例一样处置，不免恐惧。赵抃仔细考察了整个案件，最终决定只对首犯严肃处理，而从者都得到开释。这显示随着经历的丰富，赵抃对于政事的处理更加得心应手，能够很好掌握宽与严的尺度。

熙宁五年（1072年），四川守边兵卒中接连发生意图谋反之事，六十五岁的赵抃临危受命，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再知成都府，这是他第四次入川。到成都后，他“默为经略”，表面上如平常一样办公与休息，“兵民宴然”。有一日他在公堂之上，与堂下一个驻军头目交谈，说两人年龄相仿，虽身份不同，但处境相似，他只身入蜀，目的是尽心尽力安抚地方，而你一把年纪仍戍守边境，也是为了一方之太平。赵抃劝他清廉谨慎，率领士兵完成驻守任务后，也攒下了一笔钱，到时用这笔钱回家过上好日子，岂不圆满。这番话打动了他，也传到了广大戍卒耳中，“人知公有善意，转相告语，莫敢复为非者”，一场危机由此化解。

时人用“中和之政”来评价他在成都的治理成绩，这是很高的赞誉。不知赵抃有此成绩，是否和他带去的那张琴有关，古人认为琴能培养一个人的中和之正性，而以中和之正性施于政事，便能涵养中和之政。

清白之家传后世

“琴声寒日月，永留清白在人间。”这是后人对赵抃的称赞。他的清白官声、清白思想缘何而来？答案只有两个字：家风。

赵抃出身于清白世家，其祖父赵湘为北宋淳化三年（992年）进士，曾任庐州庐江尉，是宋代文学改革倡导者之一，在其文集《南阳集》中有一篇文论《本文》，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而其文学思想与对人格的追求又密不可分，他认为要学古人的文章，不可不求古人仁义之道，没有道灌注的文章是空洞的。他又在文中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意思是想要治理好天下这个“大家”，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小家”，从自身做起，端正思想、培养品德。

赵抃的父亲赵亚才担任过广州南海主簿，大公无私、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在赵抃少年时期，其父就染病去世，家中境况更为窘迫，母子二人在族人帮助之下勉强度日。其母勤俭敦厚，为人刚直，经常叮嘱赵抃要树松之志、效莲之洁。

据《宋史》记载，赵抃有一个习惯，他每晚临睡前都会焚香反思，将白天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在心里过上一遍，检讨哪些言行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正因为有这种持之以恒的反求诸己、慎微慎独，才涵养了他一身浩然正气。

元丰二年（1079年），赵抃告老还乡。亲朋好友常来登门拜访，觉得赵抃所住的宅子比较局促，弟侄辈购得邻居住宅想拓宽一些，赵抃闻知后大怒：“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要求他们立即把房子还给邻居，赔礼道歉，并且不许索还买房的钱。

赵抃写过一首《信笔示诸弟侄子孙》：“进欲安舒退欲恬，要将高行与文兼。吾门自昔传清白，圣世于今重孝廉。孔氏性情归利正，仲舒仁义事摩渐。人生试看无闻者，徒尔区区岁月添。”赵抃自豪本家乃清白之家，希望后人重视孝廉之德，如果不能修身立德，时光匆匆而过，岂不可惜。

赵抃之子赵屼，清廉如父，十分孝顺。宋神宗时，赵屼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以父亲年老，希望回乡照顾，朝廷命其提举两浙常平仓，便利他在公务之余陪伴父亲。回到故乡颐养天年的赵抃，曾赋诗如下：“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在他心中，不论致仕之前如何叱咤风云，致仕之后自己只是一介布衣平民。赵抃逝后，赵屼又被朝廷召回，复为御史。在此职位上，赵屼屡上奏章，所言皆切中实际。

元丰七年（1084年），赵抃逝世，朝廷赐谥号“清献”。应赵屼的请求，大文豪苏轼撰写了《赵清献公神道碑》，苏轼不常为人写这种程式化的文章，但这篇文章他是用了真感情写的，洋洋洒洒三千多字将赵抃的一生娓娓道来，后来元人修《宋史》时，赵抃的传记多采自苏轼的这篇文章。

苏轼在赵屼所绘的《琴鹤图》上曾题写过一首诗，道出了赵抃的家风密码：“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那曾随他入蜀的一琴一鹤，流入家风中，继续与他的后人相随。（陈白云   周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