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是汉代掌管乐歌的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的民歌及文人仿作的民歌被称作乐府诗，乐府诗是可以演唱的，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五言诗即由此发展而来。乐府诗情感真挚，涉及内容广泛，其中不少与廉洁文化相关，值得我们学习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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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如鲁卫德化钧——乐府民歌对清官廉吏不吝称赞

对诗歌的热爱，刻写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对于诗歌艺术，古人有许多精到的评论。儒家十三经中有《诗经》，汉朝人传承《诗经》之学，主要分为四个派别，即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毛诗因传承人毛亨、毛苌而得名，它的出现晚于前三个派别，最终取代了前三个派别，流布至今。《毛诗》为每一首诗撰写了一篇小序，在《关雎》小序后又有一篇大序，这些序是毛诗的精华所在。

在这篇大序中，提及了什么是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内心中有了真感情而形诸语言，倘若语言亦无法承载这浓厚的感情，就请舞蹈吧。

好诗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首先在于感情的真挚，说出了心中的话。但古往今来岂无惺惺作态的诗歌，岂无“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举？明代的冯梦龙是一位充分认识到民间文学价值的文人，他编写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记录下人间万象，他还有意搜集民歌，编成《山歌》等集子。

在《叙山歌》这篇序言中，他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是因为“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正是因为民歌不屑于做假，所以能够存真，将百姓的真挚感情与民间的真实想法留存下来。

优秀的民歌是雅俗共赏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便是当时各地优秀的民歌，是由采诗之官到各地采集的，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采风”一词就由此而来。《诗经》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居首的是风。《毛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由这些优秀的民歌，可知一地风俗如何，知一地社情民意如何。

汉代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两汉乐府诗中有许多都是从民间采集的诗歌。这些乐府民歌别开生面，感情真挚浓烈，绝无半句虚与委蛇的话，譬如《上邪》这首表达爱情之炽热的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百姓之心声，对于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官员，若能为民解忧，他们是不吝啬于称赞的。

西汉时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百姓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大冯君指的是冯野王，小冯君指的是冯野王的弟弟冯立。兄弟二人先后担任上郡太守，多有善政，为民喜爱，故有此歌。

此歌中将冯氏兄弟比喻为周公、康叔，两人分别是鲁国、卫国的始祖，均以贤能闻名。周公就不必多说了，辅佐周武王灭商兴周，治礼作乐，奠定立国的基础。康叔所封之卫国为殷商旧地，朝歌就在这里，要治理好卫国并不容易，要处理好与殷商遗民的关系，但康叔治理有方，“能和集其民，民大说（即悦）”。

据《汉书》的记载，冯立在上郡任职时“居职公廉”，其施政风格与哥哥冯野王相似，宽以待民，注重对百姓的教化。后来苏轼在一首诗中用“慈爱”二字来描述冯立，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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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堪惠政让百姓“乐不可支”

两汉时期，一些称颂清官廉吏的民歌流传到后世，有的官员还留下了相对详细的传记资料，两者结合起来看，一方面可欣赏民歌之优美，另一方面可感受历史的魅力。

今天的北京在汉代是边郡，处于与匈奴对峙的前线。东汉在今北京怀柔、顺义、密云、平谷、河北三河及天津武清、宝坻一带设立了渔阳郡。光武帝时，张堪出任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有一回，匈奴出动一万骑兵，气势汹汹侵入渔阳境内，身为一郡太守，张堪必须挺身而出，他率领数千骑兵迎战，大破匈奴，威名远扬，自此匈奴不敢再来了。

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张堪接下来考虑的是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在狐奴县即今天顺义牛栏山一带，兴修水利，开发了良田八千余顷，教民种稻，百姓日渐富裕。渔阳郡民为此创作了一首歌：“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桑无附枝即桑树没有多余的枝杈，方便打理，涉及的是主要由家中女性操持的种桑养蚕缫丝。麦穗两歧即一根麦秆上长出了两个麦穗，产量加倍，涉及的是主要由家中男性从事的耕田。顺义既可种稻又可种麦，现在还有稻麦轮作。

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都是张堪带来的善政，难怪渔阳百姓“乐不可支”。“乐不可支”这个成语的出处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十分形象生动的成语，一见这个成语读者仿佛看到一个人高兴地前仰后合，身体失去了支点。

张堪的善政让渔阳百姓念念不忘，今天顺义区还有一座“张堪文化园”讲述张堪的故事。

张堪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些。在任渔阳太守前，张堪担任过蜀郡太守。彼时，东汉正对割据蜀中的公孙述用兵，统一大业已进入收尾阶段。张堪在去往蜀中的路上，获得蜀郡太守的任命，此行他还带着粮草与援军支援在前线的大司马吴汉。吴汉的军队只剩七日的粮食，正打算撤军，张堪及时赶到，认为公孙述必败，此时不宜退师，可先示弱，引出敌军，再一鼓作气攻灭之。吴汉采纳他的建议，公孙述果然中计兵败。张堪进入成都后，要求军队秋毫无犯，“慰抚吏民，蜀人大悦”。

有一年，各郡负责上计的官员云集京城。上计制度，是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制度，在汉代，郡国每三年上计一次，负责上计的官员携带着户口、土地、赋税等统计簿册去京城报告。当皇帝问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官员素质时，蜀郡的计吏樊显说张堪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当初公孙述兵败，张堪率人清点了公孙述的府库，珍宝堆积如山，只要他想贪赃，他尽可以卷走十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但他一丝贪念未起，过着清俭的生活，离开蜀郡时，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车子，行李只是用布包裹一下。皇帝闻言，十分感动，恰此时张堪病逝，皇帝下诏书予以表彰。

张堪逝后，他的朋友朱晖照顾其妻儿。张堪与朱晖都是南阳人，东汉南阳人才辈出，刘秀即出自南阳，故有“帝乡”之誉。张堪与朱晖说是朋友，其实只有一面之缘。张堪在太学中与朱晖相识，虽是初次见面，却仿佛相识多年，张堪很器重朱晖，谈到投机之处，握住朱晖的手臂，表示若自己早逝，欲将家人托付给他，而朱晖却不敢立即在嘴上答应。

此后，两人竟再无缘重逢。朱晖听闻张堪的妻儿在其逝后生活凄苦，前去探望与照顾。朱晖的家人对此不解，因为两人的交情似乎并不很深，朱晖如此回答：“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朱晖因知己之言而感动，虽然当时嘴上没有答应张堪的请求，但心中已经答应了。朋友之间能有如此的默契，也非一般的境界。

有趣的是，也有乐府诗歌颂朱晖，原来朱晖为官，治吏严格，而对民宽仁，故百姓唱道：“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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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叔度，来何暮——廉范重视民生为民解忧

在张堪之后，有一个叫廉范的人任蜀郡太守，他是战国名将廉颇的后代。廉范与蜀郡很有缘分，他的父亲在新莽末年的战乱中客死四川，年仅十五岁的廉范辞别母亲来川迎丧，时任蜀郡太守张穆以重金相送，希望他用这笔钱处理其父的后事，廉范一文不受。他带着父亲的灵柩回乡，途中要走水路，天有不测风云，船竟然触礁下沉，廉范紧紧抱住父亲的灵柩不肯松手，同行之人都为廉范的孝义而感动，纷纷施救，廉范被救起来了，但“疗救仅免于死”。

廉范不仅是孝子，也是体贴百姓的廉官。汉章帝建初年间（76年—84年），廉范就任蜀郡太守。当时成都已是繁华大都会，房屋鳞次栉比，由于都是木结构的房屋，很容易发生火灾，为了避免火灾的发生，此前曾发布晚上不许用火的政令，这给百姓带来许多不便，百姓偷偷在晚上用火，结果引发了更多的火灾。廉范了解到此情况后，废除了晚上不许用火的政令，但同时要求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好水以备扑火。蜀郡百姓十分高兴，创作了一首歌：“廉叔度，来何暮。不火禁，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叔度是廉范的字。由于晚上可以用火，能够再做一些活计，百姓的收入得以增加，以前穿不起短衣，现在不同了，每人有好几条裤子。

《后汉书》还记载了一件小事，可以从侧面证明廉范在蜀郡建立的好名声。有一回，廉范和任职庐江郡的官员严麟在路上相逢，两人都着急赶路，严麟的车深陷泥泞之中，马拖拽不动，廉范让随从把马让给严麟，之后不告而别。廉范和严麟彼此都不认识，严麟办完事后，想将马归还，可是不知当初让马的人为谁。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以前有一个蜀郡太守廉范“好周人穷急”，没准这匹马是他的。严麟去拜访廉范，这匹马果然是廉范的。

前文提到汉代《诗经》学研究的四个流派，西汉有一位叫王吉的学者是韩诗这一派的专家。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家人要求都很严的人，关于他有一首叙事性的乐府诗歌：“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这背后有一段故事。原来王吉东边的邻居，家里有一棵大枣树，枝杈伸到了王吉家，枣子成熟时，王吉的妻子从伸到家中的枝杈上摘枣子给家人吃。王吉认为这些枣子是别人家的东西，妻子这么做是贪小便宜，遂将妻子逐走。邻居知道此事后，很是过意不去，决定要将枣树砍掉，众人劝其不要砍树，又到王吉家中劝说他与妻子重归旧好。王吉字子阳，诗歌为了字数齐整、韵律流畅，省去了子字。

这件事发生在王吉年轻的时候。后来，王吉获举孝廉，进入仕途。他敢于直谏，学问渊博，不仅是《诗经》的专家，其实兼通五经，所以他写的奏章引经据典，充满儒家义理，价值很高，《汉书》完整收录了几篇他的奏章。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及的几首诗歌除了见载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册中，还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这是研究古代乐府诗最重要的一种典籍，它共一百卷，收录了从先秦到五代的五千多首乐府诗，将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此书，“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诚乐府中第一善本”。许多乐府诗赖此书得以保存，让今天的读者能够欣赏到乐府民歌的直爽、热烈。（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