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是古人从史册上得到的宝贵经验。古人治家，每每将“尚俭”放在关键位置，尚俭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减少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尚俭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美德，也就是古人说的“俭以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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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园林，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园林可奢可俭，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在洛阳城中建造的独乐园，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部《洛阳名园记》，其中说独乐园“卑小，不可与它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司马光为这七处园林景观各题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对董仲舒、陶渊明、白居易等七位古人的敬意，这些诗“颇行于世”，所以独乐园之所以出名，之所以为人羡慕，“不在于园耳”。

司马光的独乐园已不复存在，倒是可以通过仇英《独乐园图》想象一番。独乐园的“卑小”映照出司马光的俭约。在独乐园中，司马光与他的助手通力合作，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司马光游心于史册，熟知历史上成败兴亡之教训，他的历史智慧投注到治家时，后人能够发现他尤为强调的是尚俭这一点。

司马光留下了三部家训著作，分别是《家范》《居家杂仪》《训俭示康》，其中《训俭示康》传播极广，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

在这篇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中，开篇即云“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尚俭是家风。司马光自述“吾性不喜华靡”，小时候有大人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赶紧脱下。宋代考中功名者，有簪花之礼，以示荣光，司马光独不戴花，最后还是在同年的说服下才戴花。司马光说自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司马光痛感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奢侈的风气，当时士大夫家请人吃饭，酒须是用宫廷秘法酿造的，菜肴须是远方来的稀罕之物，器皿要摆满桌面，若不如此，反而会被别人嘲笑吝啬。司马光对儿子表示，纵使无力改变这样的流俗，也不能推波助澜。

接下来，司马光讲了三位本朝大臣的尚俭故事教育儿子。其中一位张知白在宋仁宗时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即宰相，张知白虽为相，但吃穿用度却和刚入仕时担任河阳节度判官一样俭约，他的亲戚却生出了忧虑，担心外人将张知白视为汉武帝时的公孙弘，此人生活节俭，但为人阴险，建议他不妨跟随时尚，稍宽用度。

张知白不以为然，说“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司马光很推崇张知白的这番话，称赞他为“大贤”。

司马光在这封家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接连举了七个古今人物的故事或言论，说明“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他告诫儿子不仅要自己做到节俭，更希望将节俭的家风传给你的儿子。

倘若说《训俭示康》是司马光的言教，那么平素司马光的俭约则是身教，言教要与身教结合在一起才有说服力，而身教的真实也让言教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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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日用奉养，一以节省为本”

诸葛亮曾向蜀后主刘禅交代自己平生所有之物：“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所谓“治生”，义同“谋生”，即是经营管理自己或家庭的产业。诸葛亮“不别治生”，以俭治家、以廉传家，铸就一段世间美谈。

虽然古代士大夫耻于言利，但个人之生存、家庭之发展都不能不涉及经济。治生之道，实是一门大学问。南宋叶梦得曾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第一次专门就‘治生’问题对家人进行教化的家训著作。”

叶梦得是南宋著名词人。他经历了两宋之交的一系列变故，国仇家恨萦绕胸中，他的词风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南渡之前，叶梦得的词婉约清丽，南渡之后，叶梦得的词中能见到“英雄气”“狂气”“逸气”。

叶梦得晚年与友人练习射箭，因为病痛他无法再挽弓，他落寞写道：“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作为主战派，他渴望收复中原，然而年老体衰，无法在战场上报效国家，他转而将精力投入治家中，他说“每念兵革未息，烽警日传，危坐终日，百虑关心，国而忘家，何暇他计？第治国当自齐家始，教孝即所以教忠。”

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叶梦得首先谈到的是人人都要治生，“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人如果不治生，会使自己的生命受苦，是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治生有“治民之生”和“治己之生”，大禹治水、后稷教民耕种，都是“治民之生”，让百姓受益。叶梦得反对将“治民之生”与“治己之生”对立，不同意圣贤只“治民之生”而不“治己之生”，而是认为“民之生急欲治之，岂己之生而不欲治乎”，圣贤亦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生计问题，否则这样的人绝成不了圣贤。

古代社会将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叶梦得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治生之道，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他认为士当作表率，“效古人体天地、育万物之志，今一生不能治，何云丈夫哉！”

在治生之道上，叶梦得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四个要——要勤、要俭、要耐久、要和气。

叶梦得说治生要勤，要如箭在弦上、鹰击长空一样，“顷刻不可迟也”，如果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做，长此以往，“家道日耗矣”，“且如芒种不种田，安能望有秋之多获？勤之不得不讲也”。

治生还要俭，叶梦得将节俭视为“守家第一法”，“凡日用奉养，一以节省为本，不可过多。宁使家有赢余，毋使仓有告匮”，崇俭必拒奢，“奢侈之人，神气必耗，欲念炽而意气自满，贫穷至而廉耻不顾”。

至于耐久说的是治生不能急功近利，要先定规模，再踏实去做；和气说的是治生难免与人发生矛盾，不要锱铢必较，甚至对簿公堂，当以和为贵、以礼自处，让人一分。

叶梦得的治生家训别开生面，反映了在宋代工商业发展的情形下士大夫观念上的转变，此后，治生家训不断发展，越来越深入到细节层面，但尚俭戒奢、以义制利是不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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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常思俭啬之义，方有余地”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故而，古往今来，治家者认可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

南宋时有一个叫陆九韶的士大夫，他是与朱熹论战的大学者陆九渊的哥哥，他提出了一个居家制用的好方法，将一年家庭收入，除去租税之外，分成十等份，“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还有六分用于一年十二个月的日常开支，再“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饭鱼肉、宾客酒浆、子孙纸笔、先生束脩、干事奴仆等，皆取诸其间”。陆九韶认为家庭用度要有余而不能用尽，他还提出了一个评估标准，用到七成是适中，只用五成就太吝啬了。

陆九韶的这一方法，颇受后人推崇。清代大臣张英在其家训著作《聪训斋语》中不止一次予以称赞，还切身实行。

《聪训斋语》是张英晚年所作，他想起昔日在京城为官时，请人演一出戏“动逾数十金”，而他偏偏不爱看戏，只觉得应酬给自己带来了疲倦。晚年乡居时，妻子忽然有一个想法，既然过生日时我们家不请人看戏，省下了一笔钱，何不用这笔钱做些衣服施舍给穷人呢，张英赞同这一做法。

张英生活节俭，他效法陆九韶的居家制用之法，“以一岁之费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于食用节省。月晦之日，则总一月之所余，别作一封，以应贫寒之急”。省下的钱可以拿来做善事，张英觉得“能多作好事一两件”是比每天都能大吃大喝更快乐的事。

在《聪训斋语》中，张英给后人交代了家底，“吾贻子孙，不过瘠田数处耳，且甚荒芜不治，水旱多虞，岁入之数，仅足以免饥寒、蓄妻子而已”，所以后人“一件儿戏事做不得，一件高兴事做不得”，他又向后代推荐陆九韶的居家制用之法，若能以此法治家，不必担心家计不足。

张英认为，若是有人说你“悭”“吝”“俭”，不要不好意思、面红耳赤，这是世间美名，是对你的赞赏。

张英对俭的理解，超越了在吃穿用度上的节约这一层：“一切事常思俭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错，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虑，可以蠲烦去扰。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

此处须解释一下“俭于夜坐”。夜坐乃是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一人独坐，明代画家沈周爱夜坐，留下《夜坐图》，并题写了一篇《夜坐记》。夜坐可以读书，亦可以不读书，正襟危坐，沉静思考。沈周说“夜坐之力宏矣哉，嗣当斋心孤坐，于更长明烛之下，因以求事物之理，心体之妙，以为修己应物之地，将必有所得也。”夜坐应当也受到了孟子等人所说的“夜气”的影响，夜气既是夜间清明之气，也是人的内心中未萌发名利的清明状态。

夜坐虽可使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但张英认为要“俭于夜坐”，因为夜坐往往打破了正常的作息规律，睡迟起晚对身体是不利的。

如此说来，俭也是在人的精气神上崇尚朴素，顺应自然。俭不是对自己或他人的克扣、吝啬，而是涵养一种朴素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达到我们追求的境界。（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