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傅雷爱较真儿，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

　　傅雷挑选翻译对象时，很较真。别人挑选作品是跟着市场走，谁畅销就翻译谁的。傅雷不是这样，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而形势对中国很不利。傅雷在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看到了中国人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便决定翻译此作，希望中国读者能“在绝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后来，他又选译了法国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中国读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在翻译作品时，很较真。傅雷认为，在动笔翻译之前，务必“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开始翻译后，他会对原文的遣词造句反复琢磨，煞费苦心。为了解《贝多芬传》的创作缘由，他专门与罗曼·罗兰通了书信；为了弄懂巴尔扎克《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中的几处用语，他和法国友人反复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定稿，还特地加上了注释。

　　傅雷对每天的工作量，也很较真。傅雷做事专注，严于律己，每天要翻译的字数他都定了量。若有事耽搁了，达不到数量，他哪怕不休息也一定要补上。傅雷有生之年共翻译了30多部著作、约500万字的作品，恐怕与这个习惯有关。

　　傅雷对自己先前的译作，更较真。1942年，他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过了几年，他感觉这部作品译得有瑕疵，于是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无独有偶，他在翻看十年前的旧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觉得很多地方不满意，干脆又把这100多万字的著作重新翻译了一遍，方才认定“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有人夸赞傅雷的翻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谁知，爱较真的傅雷听后，明确表示“愧不敢当”：“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