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即名德之士，德行高洁而道术精纯，是礼而聘之并与之共同兴化致理的对象。至东汉中后期以来，名士逐渐以群体性的方式涌现，成为世人向往的人格典范，塑造了东汉士风“尚名节”的总体特征。所谓“清流名士”，自与“浊流”相对，他们以儒家正统的君臣之义、澄清天下之志为坚守，在与外戚和宦官日益激烈残酷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群体性的自觉，以天下为己任、不畏生死，使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东汉焕发出别样的魅力与光彩。

东汉名士群体的出现及“尚名节”特征的形成，有人主的推动之功，亦有选举制度之力。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立太学，定儒学为一尊，在“禄利”的驱使之下西汉士人崇经学经日盛，但“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像董仲舒那般正谊明道的少之又少，总体呈现出一种“大义未明”的状态。后光武帝深感于王莽篡位之事，为巩固新创政权，强化士人忠于一姓、忠于一家的观念，力主起用经明行修之人。对以卓茂为代表的不仕异姓之士大肆嘉奖，并诏告天下曰：“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对于如王霸、严光等隐居乡野，无心仕宦之士亦予以充分尊重，遂使东汉风气为之一变。

汉代选拔官员，有察举制和征辟制两种。前者自下而上，主要由地方长官在所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试用考核后再任命官职。后者自上而下，是指征辟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辟两种方式。这两种选拔方式都是士人通过明经并恪守、践行一定的人伦道德标准而获取名誉入仕，在朝廷和地方对士人的奖掖和作用中进一步激励了士众对名誉名节的重视，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如同“禄利”促使学经日盛一般，追求名节一时成为风尚，重名、崇名者日渐增多。他们“依倚道艺”“刻情修容”，通经、明经，以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礼”的伦理标准来要求自己，立身处世大都规行矩步，以克己复礼为美德。

清流名士是在东汉中后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鉴于王莽篡位的教训，东汉光武帝着手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在中央机构内设尚书台，总揽一切行政事务，架空以丞相为代表的三公和御史大夫的权力，“内廷”又完全被数量庞大的宦官所掌控。这种制度设置使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孕育着后期外戚家族和宦官专权弄权、干预朝政的可能。光武、明章之治后，自和帝始所立君王大多为幼主，和帝即位年龄为10岁，殇帝100天，安帝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灵帝12岁。幼主嗣位，母后临朝，将“定策帷帟”之事委以外戚，君主孤立无援。为对抗外戚，君主所能方便依靠者亦唯有宦官而已，于是东汉中后期一度出现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的局面，依托皇权的延伸力量形成了以外戚和宦官为主体的浊流集团。

皇权凌弱之时，内朝与外朝、皇帝与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淋漓尽致地展露出来。自和帝时起，以袁安、任隗、杨震、李固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外戚、宦官之间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虽未形成自觉的政治集团，但以道自任，自诩为“清流”，斥外戚、宦官及依附于他们的非由察举征辟正途为官者为“浊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浊之分的显明，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士人加入到这场斗争中，也使清流名士成为人们所普遍向往和尊崇的理想人格。

东汉士风以桓灵为界，从前期的较为消极的“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的守节式抵抗，到后期由于主荒政缪，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相互激荡转向对宦官势力的积极主动的“婞直之风”式的反抗。在这场大规模的反抗队伍中，其代表性人物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呈现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如作为清流名士之首的陈蕃、李膺和范滂，其言行足以动天下，均有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和“澄清天下”的清世志向。于他们而言，社会政治责任不仅是官位的要求，更是士人的道德律令和生命自觉。在道义与天下面前，个人的得失甚至是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计，遭宦官谗害的杨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门人慨言“死者士之常分”，李膺在处决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后遭人诬陷时从容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范滂在被诬下狱之后为使同囚少受罪而争受酷刑。他们以身徇义、以仁心为己任，坚持不懈地与浊流斗争，才使得汉乱而不亡，也因此成为上承先秦儒家士志于道之士风、下开宋明儒者襟抱的重要承接者，故被朱熹盛赞曰：“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

以李膺、陈蕃等人为领袖，以太学生为基础的清流在与浊流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共同心志为联结的群体。这种“共同心志”的联结既体现在交友和相互援引中，又体现在联合行动上。在交友中，该群体所与密切交往之人常是与其心志相契之人，如李膺性简亢，很少交友，“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刘陶为人居简，所交之人必定同志，决不以富贵而求合，以贫贱而远人。对于志同道合之人，党人不仅引以为同调，还相互援引以孤立打击浊流势力，如窦武“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富等，列于朝廷”。此外，清流党人之间还常有自觉地以迎送和吊祭为主的盛大集会。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被释放后，“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郭太归乡之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太尉黄琼归葬江夏时，“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在迎来送往的会集中，在“共同心志”的联结下，党人的政治联合行动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

清流名士还享有外于朝廷的极高的社会声望。这种社会声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末的清议，即公正的评论。当时以太学为中心的清议具有重要影响，不仅关涉朝廷官吏的声望和地位，甚至影响到中央高官的选举。故清议逐渐从简单的察举品鉴人物变成了与浊流势力分庭抗礼的重要手段，所谓“处士横议”“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均就清议而言。在清议中，以李膺为代表的清流名士，虽被陷害下狱并被宣布禁锢不得为官，但他们的声望却日益盛隆，士人甚至把被李膺所接待和赏识看成是“登龙门”。清流名士还拥有特定的美称，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厨”等。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清议中的品评是注重国家意识和政治情怀下对人物的德行、才学、气度与性格的综合考量，而非仅以位之高低所作的评判。因此，范滂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与其母作别之时，其母通达地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普通妇孺都有此觉悟，以与名士齐名为荣，表明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善恶的评判不再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以“道”为准，体现出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道德感召力和自身价值的热情追求。东汉社会中的名士崇拜与清流名士所享有的社会声望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