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敬著《关学续编》,接续冯从吾《关学编》构建的关学传承脉络。(资料图片)
王心敬十分重视家风家教,曾将写给儿子的十三封家书汇编成了《训子帖》。(资料图片)
布衣终身,立志成圣成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横渠先生,即是宋代大儒张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自张载开创关学,此派绵延至清末,名家辈出。
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曾著《关学编》,为33位关学大儒立传,构建了从北宋张载到明代王之士的关学传承谱系。清代,许多关学士人对《关学编》进行了增补,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是王心敬的《关学续编》。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清代关学大儒,主要生活在康熙、雍正时期。王心敬十岁时,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伯父亦亡。他家境贫寒,体质瘦弱,但学习刻苦,每晚擎灯就读,伯母陈氏、母亲李氏东西就座陪伴,虽风雨凛冽,往往鸡鸣未已。其母听说周至李二曲很有名望,就让他前往拜师学习,其母以纺织供他读书。李二曲有感于其母大义,特作《母教》一文,称赞王心敬之母如同孟母一般。
王心敬在编写《关学续编》时,将关学谱系远溯至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这些圣贤与宋元及以后的关学大儒,“同汇而共编,亦觉无大小浅深之差别”,标出圣、贤、儒三种。宋代大儒周敦颐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语,王心敬这一做法亦在鼓励学者希圣、希贤,“自可至于圣、至于贤”。
母亲李氏对于王心敬关怀有加,要求甚高,常说“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有一回,母亲问王心敬:“学圣贤者如何用功?”王心敬回答:“以存心尽性为实履,成己成物为分量。”母亲说:“汝便如此学去,若让古人独步,非夫也!”
十年后,王心敬学成归来,为感谢老师教诲,在家乡创办了二曲书院,并亲自讲学,一时学生猛增,他也声望日隆。雍正时期,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来陕督学,曾向他求教。内阁首辅鄂尔泰仰慕他的学识,凡朝廷大员来陕,一定要他们代其向王心敬问好。王心敬曾应湖北巡抚陈诜、江苏巡抚张伯行之邀,先后讲学于武昌江汉书院、苏州紫阳书院,传播关学,名动南方。
王心敬学以致用,重视农业生产,著有《区田圃田说》,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在田地周围种桑,田内种植蔬菜、苎麻、谷物,使一亩土地的收益成倍增长。他还著有《井利说》,主张凿井灌溉,使粮食产量大增。
王心敬一生淡泊名利。他读书讲学,耕稼田间,贤名远播,朝野尽知,却不肯出仕。陕西总督、巡抚等多次以“隐逸”“真儒”等名义向朝廷举荐,他都婉言拒绝。康熙、雍正时期两次“奉旨特征”,他也以年老多病推辞。王心敬虽以布衣终老,但他并不反对儿孙、弟子参加科举,取得功名,报效国家,反而对他们多有期许,常常殷切嘱托。
重视家教,总结人生经验口授家训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心敬已52岁,其母亲也年逾七十,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儿子、三个侄子、三个孙子,以及儿媳、孙女、仆役等五十多人。王心敬的母亲李氏“家教整严”,常以古代十世同居的大家族为榜样,王心敬也一直希望家庭和睦相处,于是在过年之前,他“略仿古训,参以时宜”,总结了半世甘苦经验所得,口授家训,由其第三子王勣、孙子王师睦等笔录而成,这就是《丰川家训》。
《丰川家训》的目的在于“示训于家,令其诵守”,以便从“经久之法”中得“经久之家”。此外,王心敬还将写给儿子的十三封家书汇编成了《训子帖》,还为家人制定了一部礼仪规范《丰川家规》,希望后代遵守,这些都是对《丰川家训》的有益补充。他说:“余言至此,余心滋惧矣。凡我子孙,可不念哉?”从中可见他对家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对家族子弟的殷切期望。
《丰川家训》共有“立身、治家、莅仕”三部分,分为上、中、下三卷。
在“治家”中,王心敬提出了“治家三策”——“身膺仕籍者,须教之国尔忘私,公尔忘身;方事进取者,须教之矢志致主,立心报国;即畎亩耕稼之人,亦须教之急公尚义,安分守法。”
这是王心敬家训的核心内容,已经担任官职的人,必须教育他为了国事要忘记私事,为了公事要忘记家事;正在求学进取的人,必须教育他立志效力朝廷,一心报国;即使在田间耕作之人,也必须教育他热心公益,崇尚道义,安分守法。
王心敬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人生不分穷达,都有当尽的责任。也就是说,由于职责不同,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责尽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就。在那个时代,王心敬的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王心敬将人分为三种,有针对性地提出“做人之道”。第一种,身膺仕籍之人,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必须教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第二种,求学进取之人,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必须教之学有所长,立志报国;第三种,即使田亩耕稼之人,智识有限,也必须教之急公尚义,遵法守纪。这三种“做人之道”,正好对应“治家三策”。只有如此,才是“传家教子良法”,才能成为“康宁顺泰之家”。
王心敬的“治家三策”,核心是一个“公”字,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都须“以公为要”。要关心国家、团体利益,要公平公正。他说,“家之不和,每起于不公”,“为公”才能消弭矛盾,“公正”才能以理服人,治国如此,治家也如此。他叮嘱儿子:“尔兄弟幸于心气清明时,其仔细咀味之尔父之言,是影响引诱,抑是真实不虚也耶?言之不觉呕心,尔等幸无视为寻常家谕而等闲读过也。”
居官之道不仅要清慎勤敏,还须仁明公正
王心敬家国情怀深厚,他认为“治家之道,与国无异,非法严政肃,无由齐一;非前创后继,无由绵长。”他严格以《丰川家训》要求家中子侄,以“治家三策”训诫、激励家族中的出仕者、求学者以及在家劳作的人。
王心敬的次子王功曾任湖南新田县令,幼子王勍曾任广西全州知州、浔州知府,其弟子陈庆门曾知安徽亳州、四川达州等地。王心敬说,居官之道,前人总结了“清、慎、勤、敏”四字,使人少犯错误,但还必须加上“仁、明、公、正”四个字,要主动作为,才算完善。
王心敬对“居官之要”中的“清廉”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廉自是官吏本分内事”,是官员必备的品质。官员失职,“十九在于不廉”,“不廉”将产生许多社会顽疾。只要“做官一廉,便有许多好事功”。
他还认为:“凡官职,无论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宜尽之道。”所以不要过分看重官阶高低,而要光明正大,端洁公正,宽仁待民,为国尽忠,做一个勤政爱民、报效国家的“真循良”。他说:“若更背公营私,徇身忘国,是人尚可问也!”
对于求学进取之人,他根据自己读书讲学的经验,要求不论贫富贵贱,都须努力学习,遵守道义,立志报国。读书要读儒家经典,才能明事理,知廉耻,才能“行志达道”“明体达用”,而不能学习“谶纬星相术数”,更不能寡廉鲜耻,如此是“败家丧品”。不论进退出处,都要做到“处且为真儒硕士,出且为循良名臣。”
对于一般居家之人,包括农夫、医者、畜牧者等,他要求以忠厚为本,以勤俭为要,以热心公益、奉公守法、睦邻善友为美,这样可以保存家庭元气,“自然善气发祥,家道永昌矣。”
在《训子帖》中,王心敬说,无论立身、治家,还是莅仕,“守法最安,为善最乐,修德最吉,好义最荣。”这是对“治家三策”的最好诠释,也是《丰川家训》的基础和前提。他强调:“循此四最,久而不替,便是人间万福之本,百祥之源。”
王心敬虽为一介布衣,却继承了关中理学的优良传统,时时念及国家利益,注重不同人群的个人修养,体现了一位关学大儒的良知和担当。《丰川家训》充满了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在清代带来了一股家训新风,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参考。(张天社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关中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