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任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少卿等职。薛瑄为官刚直耿介、勤政爱民、廉洁自律，有“清官”美誉。在从政的二十多年间，薛瑄就如何做一个好官、清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实践，并且留下了许多经验性论述，其语录体著作《从政录》就是记载其从政感悟的一部经典著作。

清正廉洁

薛瑄认为，为官者当一身正气，正所谓“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意为为官者只有保持一颗正大光明的公心，才能顶住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政治操守。秉持一颗公心，终归还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便是对正义和廉洁的不懈追求。为此，薛瑄主张“为善勿怠，去恶勿疑”，做官当善恶分明，做善事不懈怠，除恶人不犹疑。

对于廉洁问题，薛瑄认为，朝廷官员数目众多，素质参差不齐，在廉洁程度和自觉性上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因此，薛瑄提出将廉洁划分为三个层次——“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这三个层次中，“见理明而不妄取”，是廉洁的最高境界，也是薛瑄所倡导的廉洁典范，能做到这个层次，就意味着廉洁的理念已经融入了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化为了行动自觉。“尚名节而不苟取”，虽也能做到廉洁，但是主要还是出于维护个人名节的目的，比起前者，在精神境界上就低了一个层次。“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这样的官员保持廉洁，主要是出于对失去官位俸禄和受到律法惩处的畏惧心理，这样的廉洁则是最低的层次，也是最容易被突破底线的层次，一旦失去法律监督，面临巨大诱惑，原本“不敢取”的官员就容易走上贪腐的道路。薛瑄提出了廉洁的三个层次，其主要目的在于让为官者有所对照，认清自己的思想状态，从而提醒和激励为官者，在廉洁奉公上不可有丝毫懈怠，要不断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努力做到“见理明而不妄取”。如此一来，官场方能有清平气象，官民矛盾才能得到缓解，从而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大治。

谦虚谨慎

薛瑄认为，谦虚谨慎是为官从政的重要品德，仕途越是顺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不骄不躁。《从政录》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为官应当保持谦虚谨慎的问题。

薛瑄主张，为官者当效法古人，要有虽“功满天地，德冠人群”，也能“视之若无”的思想定力和谦虚心态。在他看来，为官者处理公务皆为分内之事，不论过程如何艰难，事毕之后，不高调宣扬才是最好的做法。“处事了，不形之于言尤妙”，对于那些仅仅妥善处置了一些分内的寻常小事就到处跟人炫耀的官员，薛瑄内心里是非常不齿的，认为这种做法“陋亦甚矣”。此外，薛瑄认为，为官还需要有不计个人功名得失的气魄，“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如此，方能与同僚下属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薛瑄认为，为官者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一言不可不谨，即“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一事不可不慎，即“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官员不仅自己要谨言慎行，对于身边人的意见也要仔细分析求证，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同时，薛瑄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为官疏忽武断的危害，提醒官员们需谨记“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倘若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为别人提供方便，总有一天也会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若轻信他人的言语，日后也会容易因一点儿小事而心生怀疑，这样的官员仕途不会顺畅，极易出现问题。

勤政为民

薛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要想实现政通人和，根本在于安民，关键在于治吏。因此，他将“勤政”和“爱民”视为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途径。

薛瑄主张，为官者应时刻牢记自身职责，一日不可懈怠，其云：“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意思是说，为官者应常怀忧虑之心，唯恐所作所为不称职、不尽职，有心如此，方能造福一方。倘若为官不尽心履职，反而“剥民以自奉”，借官位来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绝不可能是合格的官员。

薛瑄师承孔孟，深受仁政学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政当以爱民为本，认为官员要对百姓怀有仁爱之心，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百姓，不可以忽视百姓的存在，“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在封建社会，薛瑄提出要尊重黎民百姓，反对轻视百姓的行为做派，这种立场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薛瑄还提出了“爱民”的三条途径，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所谓“养民生”，即要轻徭薄赋，维持百姓的正常生活；“复民性”即要对百姓行教化之事，复仁义礼智之性；“禁民非”即要阻止百姓违法乱纪。薛瑄认为，努力做好这三点，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治理天下的紧要之事。

对于有些官员提出的“官爱民而民不亲官”问题，薛瑄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行亲民之事而民不亲，这只能说明官员做得还不够好。“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意为只要以保护赤子之心去真心爱护百姓，百姓自然就会爱戴官员。

隐忍宽容

薛瑄认为，隐忍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官员必备的品质，其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就是说，只有忍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冒犯，才能完成旁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才能成就别人无法成就的功业。在薛瑄看来，为官者闭塞视听、好谀恶直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他主张为官者要敢于面对他人的批评，防止“闻人毁己而怒，则誉己者至矣”，倘若一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发怒，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只愿意听好话，阿谀奉承的人就会纷至沓来。虽主张要谦和待人，但是薛瑄也指出，谦和要有节制，不能丧失底线，其云：“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即对待下属和百姓要持谦和的态度，但是要把握好分寸尺度，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纵容，只有保持谦和而庄重的态度，才能让人爱戴敬畏。

薛瑄认为，为官者公务繁多，因而务必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头脑，这样才能从容不迫。他指出：“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意思是，遇到棘手的事情，不能急火攻心、自乱阵脚，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学会忍耐坚持，从而磨砺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力；行事遇到障碍和困难，要积极思考想办法，如此才智会更广博。他还说：“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意思是，面对恶人时，也要保持冷静克制，经过认真权衡后选择恰当的处置方法，如此作出的决定才不会令自己后悔。切不可闻恶而暴怒，失去公允的立场，这样作出的判断很可能存在问题。

《从政录》汇集了薛瑄平生的从政经验和感悟，反映了薛瑄家国天下的治世情怀和刚直耿介的为官节操。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的限制，书中的官德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缺憾，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仍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