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开会”莫如“沉下去”
■ 吴樵人
眼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面临不少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及时加以解决。尤其是基层，由于常面临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渴望得到上级的帮助和指导。可是，经常听到机关干部抱怨工作太忙，时间不够用，“想深入基层也深入不下去”。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呢?
原来，相当一部分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占据了。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抱怨，今年上半年才刚结束，自己就参加了上级召开的几十个会议，加上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粗略算了算，平均下来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开会。“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上”，结果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研究、分析问题。如此一来，工作被动应付，更鲜有时间督促检查抓落实。
现实中，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都被“按”在会议室中，“窝”在里面动弹不得。本来，上级要求基层干部狠抓工作落实，蹲点一线去解决矛盾和问题，但基层干部却被上级召集的各种会议缠住了，没有时间沉下去。基层干部很期盼上级多下来调研指导，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给点政策，可上级也被自己安排的过多会议拖住了，想下去也下不去。过多过滥、内容重复、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议，占用了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工作的有序开展。
开会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省一级召开的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的会议，必不可少。但对于市县及以下的基层单位和部门，就应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狠抓落实上，而不能搞以会议来落实会议那一套。一些地方和单位开会过多过滥，源自一些人迷信会议的作用，在思想上把开会当作首选的工作方式，当作推动工作和抓落实的灵丹妙药。工作还没开始，先开个会来动员一下；工作遇阻了，就开个会推进一下；工作结束了，还要通过会议来总结表彰一下。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关注，即一些领导干部以开会来敷衍塞责：你说我不重视，我的会开得比谁都及时，讲得比谁都重要；你说我抓得不紧，我的会比谁开得都多，讲得比谁都全面；你说我不负责任，我在会上要求都十分明确，会议记录详实且有据可查。说到底，这是形式主义作祟，也是懒政惰政、不作为的表现，危害不容小觑。
那么，如何精简会议、提高实效呢?关键在于上级带头、各级“一把手”率先垂范，对要求召开的会议严格控制、科学规划，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我们倡导会议开得少一些、短一些、精一些，多开一些更有准备、更能解决问题的会。除此之外，不妨变多开会为沉下去，将一些会议直接安排为基层调研、现场办公。开会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与其隔靴搔痒地开会，还不如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到基层一线多开一些调度会、协调会、督导会，把工作直接拿到现场去布置。通过直接传达、面对面指导，有利于推动上级精神转化为基层行动，也必能有效减少会议。
开会是一门学问。把该开的会议安排好、开好，不该开的、冗余的会议坚决精简，就能推动干部作风持续转变，进一步革除“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积弊。
文风是小事吗？
■ 艾 梧
文风不端照见心态不正，语言浮夸助长风气浮夸。靠贬低别人、吹嘘自己来耍威风、逞能耐，已成一些自媒体账号招徕关注的惯用手法。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浮夸文风都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只会是误国害民。
不可否认，每个人、每个网络账号都有各自的写作、创作风格，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和多元性，才形成了汉语世界的洋洋大观，才有了舆论场里的百花齐放。但也要看到，为文有为文的格调，言论有言论的底线。“哭晕体”“跪求体”这些浮夸骄横的文体笔法，通过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来迎合一些读者傲娇自大的心态，不仅超出了平实自然的为文格调，也僭越了言论客观公允的价值底线。浮夸自大文风的确可以激起许多麻木赞许和廉价笑声，也极容易被更多人模仿，但这样以逞口舌之快的形式谋求“精神胜利”，只会制造浮夸风气、混淆是非黑白、颠覆公众认知、极化国民心态，毫无裨益可言。
文风不是小事，因为文风还连着党风民风。语言漂浮、文风浮夸，素来是为文者的大忌。从纸上谈兵的赵括到刚愎自用的马谡，历史里从不乏夸夸其谈而引致败局的案例。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前者官声官气、空洞苍白，后者为民立言、充满希望，让人感慨“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一些自媒体散布“哭晕体”“跪求体”文章，必然会助长骄娇之气，激增民粹情绪，导致民众看不清事实真相，看不到真实差距，平添浮躁傲慢风气。浮躁和浮夸，于文于人、于国于民都可说是“瘟疫”，不可不慎，不可不防。
什么样的文风才是好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他曾援引郑板桥的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强调写文章应当“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躬身垂范的。比如“之江新语”专栏文章，每篇不过寥寥三五百字，引经据典论述有力，讲道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文章中的许多思想和提法，现在看来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今天的中国，已经逐渐跨越经济崛起的门槛，行进在文化崛起、文明再造的关键阶段。社会价值如何建构？国民心态如何涵养？文化自信如何建立？文风的价值形塑、导向引领作用，可以说愈发凸显。无论是增强“四个自信”还是讲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引领社会舆论还是凝聚社会共识，都呼唤自信平和、谦逊朴实的好文风，都需要通过“文以载道”来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各类自媒体，锤炼好文风都可以说是不可懈怠的责任。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文风是态度，文风是作风。要让健康向上、激励人心的文风充满网络空间。
勿被身边人“拉下水”
■ 林 轩
送财送物，不收的话就想方设法在其子女身上做文章；托秘书带话，不奏效的话就再找其司机、保姆……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前，一些人费尽心思，紧盯领导干部的身边人，通过“权力递延”达成个人目的。综观近几年落马贪官忏悔录，没能克服身边人的不良影响，成为不少人酿成大错的一个因素。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这三个“防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是亲切提醒也是明确要求，为领导干部切实管好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提供了遵循。
官员的身边人具有特殊性，关乎政治生态的涵养，古时就是治理的重点。针对大臣僮仆的劣迹，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面对愈演愈烈的幕僚政治，晚清当局采取过任职回避等管理制度。然而，由于封建王朝的历史局限性，相关措施难以得到严格执行，吏治腐败一直是沉疴痼疾，更别说管住官员的身边人了。事实证明，如果公权力被近亲或下属“分享”，不仅污染官场风气，也危害国家稳定，遗患无穷。
俗话说，坚固的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让渡给身边人，其根源还是在官员自身。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漫不经心、疏于管理，对身边人的越轨之举“睁只眼闭只眼”，纵容权力被挪用、滥用，成了身边不法行为的“隐形保护伞”；有的领导干部不讲政治、不讲纪律，却言必称“不能亏待自家兄弟”，任人唯亲、听之任之，成了身边钻营者、投机者的“腐败合伙人”。凡此种种，混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把权力当买卖，重私交而弃公义，最终只会害人害己、误党误国。
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防止权力向身边人递延，切不可忽视家风建设。唐代有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柳氏，其家法流传至今：“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在家风的熏染下，柳家世代为官却未使子孙流于贪鄙骄奢。所谓“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小心谨慎，越要注重修身齐家。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强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把家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就能向身边人传递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的价值观，为权力架起一道“防火墙”。
“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搞工程，你们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正因坚定这样的守则，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赢得了“通体透亮、没有杂质”的评价。砥砺正心明道的觉悟，拿出斩钉截铁的态度，真正堵住身边人与权力之间的利益暗道，我们才能让清廉成为对家人最好的馈赠。
莫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
■ 钟 超
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欧青平表示，在扶贫工作中，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数据以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填报扶贫数据；要指导地方精简考核评估，严禁各地多头考核、层层考核、搭车考核。
精简填表、考核、评估任务，欧青平副主任表达了许多扶贫一线干部的心声。一段时间以来，扶贫领域检查评比多、填表报数多、压力大任务重的现象广泛存在，特别是精准扶贫陷入精准填表的怪圈，成为广大贫困农民和农村的负担。据媒体此前报道，一个贫困户光身份证号就填了两百多次，一个村打印资料就花费两万多元，一个乡为迎接一次检查，光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这种费时费事费纸费钱的工作方式，实在是把好经给念歪了。
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表面上看是工作方式不对，将机关和企业的工作方法简单套用到农村扶贫工作中，并美其名曰痕迹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不作为的表现。当然，扶贫干部对此也无奈，填表、考核、评估的成绩是上级评价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基层扶贫干部只能想方设法把表格填完、填好，表格成为一种应付上级考核的“盆景”，“栽盆景”的技术就比真正的精准帮扶更加重要。
脱贫攻坚不可本末倒置，这就要求我们秉承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规范考核管理制度，激励一线扶贫干部把心思用在田间地头，用在与贫困户交心交流上，用在“扶贫”“扶智”“扶志”的实践中。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帮村里找资金、跑项目、促合作，管理和考核方式也应该考虑工作任务、干部专长和地方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激发广大干部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
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明确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吹响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46万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平均每年还要减贫1000万人，脱贫任务无疑是繁重的。我们需要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让人财物最大化地发挥效力。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对战略目标的细化部署，也是我们总结工作成效，查找不足的阶段性节点。此时提出规范扶贫填报数据，精简考核评估，是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要保障。
扶贫无案牍劳形，脱贫方成事可冀。扶贫工作有自身的特殊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肯定行不通。各级扶贫相关部门应潜心总结经验，深入查找不足，扬长避短。驻村干部只有多些真抓实干，少点花拳绣腿，才能真正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我们党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严惩“舌尖上”的腐败
■ 魏 博
近日，宁夏贺兰县农业综合开发办（以下简称农发办）、移民办、扶贫办原主任杨宁的违纪问题在网上曝光。谈起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杨宁痛哭流涕：“我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违规宴请大吃大喝，最终把自己吃‘垮’了……”
杨宁利用职务之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违规宴请、超标准接待共计花费23万多元，而且全是“打白条”。吃喝打白条这一“陋习”听起来并不陌生，在十八大之前，在个别地方甚至很普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仗着自己手里有点权，在饭店吃完饭后不付钱，而是出具加盖有公章的欠条，有时连公章都没有，直接“打白条”，饭店老板为了拉拢来吃饭的领导，或敢怒不敢言，也只能认了“白条”，结果“白条”越积越多，有饭店甚至因“白条”过多，经营不下去，直接倒闭关门。“打白条”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为满足私欲而滥用公权力的恶劣行为，这一行为透支了政府信用，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十八大后，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各级态度鲜明严禁公款大吃大喝，“舌尖上的腐败”得到有效遏制，“打白条”现象也急剧减少。然而，少数领导干部依然顶风违纪、我行我素，将党的纪律规矩抛之脑后，认为吃一点、喝一点没什么问题，不必小题大做，于是变着法子吃吃喝喝，不让在外面的大饭店吃，就在机关内部食堂吃，不让在正规饭店吃饭，就把私人住宅改造成不对外公开营业的提供餐饮娱乐服务的场所，搞供少数特定人员享受的“一桌餐”。
吃一点、喝一点看似没有问题，但这一陋习却会发展成大问题，俗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不少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官员案例来看，很多人就是从开始的一点小事逐步腐化堕落、走向犯罪深渊的。如本文中的杨宁就是为了消除饭店“白条”问题对自己的影响，对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款打起了“歪主意”，套取国家农田建设项目资金38.28万元，将其中的12.5807万元用于结算餐费。
遏制“舌尖上的腐败”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踩“红线”，不越“雷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纪违规者严肃处理。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能部门要加强在预算管理、财务制度和审计方面的管理，弄清每一笔钱的去向和用途，从根子上防止打着其他旗号的公款吃喝。 （作者系莲湖区土门街道纪工委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