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玉尺量才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时间:2023-06-12 15:05

       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是古人的梦想之一,榜中英才辈出,藏龙卧虎,便是“龙虎榜”。“龙虎榜”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是一个典型的“龙虎榜”,这一榜汇集了古文大家与理学奠基人,可谓群星灿烂。

  嘉祐二年的科举以主张改革文风的欧阳修为主考官

  北宋嘉祐二年,这是宋仁宗在位的第35年,范仲淹、包拯等一众名臣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时代的推动下,又有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即将闪耀于宋朝历史的星空。

  这一年,38岁的张载正漫步在他心心念念的开封城里,看着街道上车水马龙,各色店铺鳞次栉比,他感慨万千,这就是他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想要安葬父亲但终究未果的地方。如今,他以一名外地考生身份来参加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参加的是一场风云际会远超前人的考试,同场竞技的考生中仅正史立传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人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史。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试主考官。可为什么是欧阳修呢?

  在此,应先了解当时文坛的情况。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骈文与古文之争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骈文充分利用中国语言与文字的特点,注重对偶、押韵,讲究辞藻、用典。骈文的形式之美,是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但过分注重形式,影响了内容的表达,甚至变成了炫技,骈文作家纷纷用生僻的辞藻与典故,来夸耀自己的才华,而这样的文章在内容上往往空洞无物。

  正是对骈文弊端的反感,促使唐朝韩愈、柳宗元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先秦两汉的散文为楷模,倡导文以载道,要求在内容上言之有物,在形式上质朴自由,摒弃佶屈聱牙的辞藻。但在韩柳之后,再无能与之相比的巨擘引领风尚,古文运动逐渐衰微。晚唐五代时期,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再度流行。北宋初期,“西昆体”大行其道,追求声律骈俪,但内容贫乏,脱离现实,而石介引领的“太学体”反对“西昆体”却走向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另一个极端,这都严重阻碍了北宋诗文的健康发展。

  朝廷曾多次下诏要求纠正“竞为浮夸”“无益治道”的文风,希望以直言务实的文风取代。对于此次科举,宋仁宗十分重视,有心一改取士的风气,而接过古文运动大旗的欧阳修自是主考官的不二人选。此时的欧阳修已到知天命之年,写出《醉翁亭记》的他历经仕途崎岖,但心底仍有热血,他深知文风之弊绝不仅仅是文坛的事,要改革文风得有一个好抓手,科举便是一个好抓手。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许多改革科举的主张,决心要以真才实学为国选材,而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到了。

  治国之要,在于选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需要从才能与德行两方面入手。才要擅长治理国家,这就要求考生能将经义与时务相结合,崇尚空谈、不肯实干的考生必须排除在外。德要忧国忧民、大公无私,而当时有些太学生为迅速获取名声结为朋党以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亦有好异求高、以诋讪为能者,这样的人显然也要排除在外。

  欧阳修究竟要如何矫正文风、扭转士风呢?他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具有不顾流俗的底气,他身旁站着梅尧臣等文学主张相近的战友,他们将扫去艰僻险怪、淫靡萎弱的浮薄文风,共同推开一扇群星璀璨的文化大门。

  苏轼还是曾巩?欧阳修的一念之差决定了名次

  嘉祐二年先举行的是礼部试,因为是在春季举行,又称“春闱”。礼部试之后还有殿试,从嘉祐二年开始,通过了礼部试的考生,在殿试上不再淘汰,因此礼部试可以说是考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礼部试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

  礼部试由欧阳修主持,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为阅卷官。他们为了发现通经致用的人才,定策论的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之“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檀香袅袅,茶香四溢。考试已进入阅卷环节,梅尧臣负责文章初审,发现优秀文章再转给欧阳修。

  梅尧臣拿到一张试卷,读了一遍,赞了一声,又读一遍,叹服于这篇文章的文笔和思想。在试卷中,考生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以仁政治国的理念,强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在梅尧臣看来,这篇文章文辞简练且说理透彻,晓畅易懂又磅礴雄健,简直“有孟轲之风”,于是如获至宝般赶紧分享给欧阳修。

  欧阳修端详良久,脸上也露出笑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啊。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不知此典出自何处,心中颇觉惭愧,只有感叹学海无涯。

  待到定名次时,二人却有了争议。梅尧臣想要定为第一,欧阳修怀疑这么好的文章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决定将其列为第二。那时的考卷已将考生名字等信息隐藏起来,是为“糊名法”。谁知,拆开糊名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后来,欧阳修见到苏轼,问他典故出处,苏轼豪放表示,此乃自己据《尚书》推演所得。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而不拘泥于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对于奖掖后进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他看到了苏轼身上的远大潜质,在与梅尧臣的书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几家欢喜几家悲。欧阳修将追求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的考生全部黜落。他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将矛头对准欧阳修,甚至有人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家,诅咒欧阳修。但此次考试取士,树立了鲜明的导向,“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张载、程颢、吕大钧、苏辙,这些大家都出自嘉祐二年“龙虎榜”

  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若只有一个苏轼,是无法支撑起这千古一榜的。

  此时正处于儒学复兴时期,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正在酝酿中。张载在这一年金榜题名。在考试之余,他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座椅开讲《易经》,学子云集听讲。其间,他遇到同来参加考试的程颢、程颐兄弟,若论起来,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他们沉浸在圣贤的言语中,既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又各抒己见思想交锋,热烈探讨着各自对《易经》的理解,相互都觉得甚有启发。后来,张载认为自己在《易经》的研究上仍不如二程,于是便毅然撤掉了虎皮座椅,然后对他的听众讲:“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顿时名声大振。

  对于二程而言,在这次考试中,只有兄长程颢进士及第,其弟程颐未曾上榜。二程不以仕途为重,而以学术为根,就学于周敦颐,开创洛学一派。二程的学生中,有一位叫杨时,是“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之一。杨时学成将回到南方,向老师程颢辞别,程颢目送他离去,说“吾道南矣”。杨时上承二程,下启闽学,而闽学的开创者正是朱熹。

  张载中举后将实践与学问相贯通,开创关学一派,其“尊礼贵德”的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宏阔哲思,“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为无数仁人志士所传承,其发出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声如洪钟,正是上下五千年流淌的中华精神、中华气度的集中提炼与生动体现。

  吕大钧与张载同是嘉祐二年进士,吕大钧佩服张载的学问,拜他为师。吕大钧兄弟为了教化乡人,首倡《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还涌现了四兄弟一同登科的佳话,接近不惑之年的曾巩终于苦尽甘来,与其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弟曾阜蟾宫折桂。南丰曾氏的繁荣,在此之后还有续篇,以至宋朝历史上有“南丰七曾”的称号,七人都以文学见长。而其中成就最大者自然还是曾巩,他的文章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位列唐宋八大家,为时人及后辈所敬仰。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除了王安石之外,欧阳修是嘉祐二年考试的主考官,苏轼、曾巩均在此次考试中神采飞扬,而19岁的青春少年苏辙也一举中第,苏洵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但欧阳修很是赞赏他的文风,其文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再加上二子同榜应试及第,“三苏”之名轰动京师。

  繁花欲开,群星初耀,这真是一个灿烂的季节。文化的笔墨在这一年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但丰收的果实还需要等待他们长年的耕耘后才能获得。

  在一卷卷著作中,宋代儒学擦亮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理学的建立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一篇篇散文中,宋代文学摆脱了雕章琢句、绮靡晦涩的桎梏,走上了流畅自然、反映现实的正途,那些有血有肉的句子,千年后仍激荡着我们的心灵。在一首首诗词中,宋人开始更多地以议论入诗,用哲理警人,找到了“理趣”这一宋诗的灵魂,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以诗为词,开豪放一派,对词境大力拓展,催开了宋词百花齐放。在一幅幅书画中,宋人以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重在写意,文人画名家云集,在山水中栖息灵魂,风俗画新意迭出,照见市井繁华。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永远奔涌向前,总是不断激起新的朵朵浪花。(蔡相龙 谭阳)